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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历史散文文学性不断增强 什么叫做“文学性”？尽管你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然而最根本的文学似乎就体现所谓“文以载道”的“文”字之上。而“文”之所以能够“载道”，正在于它不是“言”、“说”，不是白话文或者大白话，而是“文”、“辞”，是所谓“其旨远，其辞文”的“文辞”。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其旨远”，才是“其辞文”；反之，亦惟其如此——惟其“其辞文”，才是所谓“其旨远”。否则，若从传播学的意义上说，如果此其中只是一些人见人知的大白话的话，那么它们又如何可以从从容容地走过几千年的风风雨雨、顺顺当当地作为不折不扣的经典来在我们的面前？ 古时帝王身边设有史官，帝王的言论由左史负责记录，帝王的行动由右使负责记录，大大小小的事都记录下来，写在简策上，再把简策按时序编在一起，就成了史书。史书中篇章，都是以散文形式表现的。《尚书》虽说真正标志了散文的形成，但今天读来，文句“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这也许是跟史官之史有关吧。古时史官之史，仅仅是单纯的记录，没有丝毫文学色彩可言。直至有了孔子修订的《春秋》，历史散文才多了文学色彩，而且在这之后，这种色彩在历史散文中添加得越来越恰到好处。 《春秋》之微言大义 东周时代，史书还不少，所谓“诸侯建邦，各国有史”（《文心雕龙 史传》），墨子就见过“百国春秋”（《史通 六家篇》）。可惜都没有留传下来。而现在可见的只有经孔子修订的《春秋》。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 离娄下》） 可知孔子修春秋是想以史书的形式，通过总结齐桓晋文之事为主体的春秋史实来阐明自己的主张的。他修订之功，不仅仅是文学上的润色加工，更重要的是开创了史家之史代替史官之史，能够在历史的陈述中寄寓自己的褒贬。 《春秋》写得十分简约，像大事记一般。其中的褒贬是通过一字一词来表示的，正如《左传》成公十四年记君子曰：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污，五曰惩恶而劝善。后人称之为“微言大义”、“春秋笔法”。文人修订历史，使历史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的史学家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更注重运用各种文学手法。 《左传》之“浮夸大义” 《左传》继承了《春秋》编年体的形式，基本上以《春秋》所记的大事为纲，然而在风格上却完全不同于《春秋》之严谨，甚至韩愈评作者“浮夸”，然而正是这一点“浮夸”，又标志了历史散文的一大进步。 《左传》是一部典范性的历史著作，记述了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共250多年间诸侯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天文历法、风俗。通过对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阖闾、勾践等霸业的盛衰的叙述，全面地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角逐；而对鲁季孙氏三家、齐田成子、晋六卿等与公室的矛盾，郑子产的改革等描述，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及其趋势。除了上层社会之外，作者的笔触还深入到商贾、卜者、刺客、乐师、百工等阶层。从这个层面上看，《左传》在选材上就抛开了专为帝王记录的习惯，题材广泛了，在叙写上内容自然多变，文学性更强，因此，《左传》也是一部文学著作。 什么叫做“文学性”？最根本的文学似乎就体现所谓“文以载道”的“文”字之上。而“文”之所以能够“载道”，正在于它不是“言”、“说”，不是白话文或者大白话，而是“文”、“辞”，是所谓“其旨远，其辞文”的“文辞”。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其旨远”，才是“其辞文”；反之，亦惟其如此——惟其“其辞文”，才是所谓“其旨远”。《左传》的“载道” 是体现在多方面的：其一，《左传》继承了《春秋》“尽而不污”、“惩恶劝善”的精神，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特别是对昏君污吏进行了无情的揭露。《郑伯克段于鄢》正是反映了郑国二三十年统治集团的矛盾斗争。从矛盾的开端、发展、高潮到结束，进行了客观真实的描述，供叔段的阴谋篡改，武姜酿成其祸，郑庄奸诈毒辣，皆历历在目。作者语言精炼含蓄，如“遂为母子如初”之语，令人回味无穷。其二，《左传》最善于写战争。《左传》中写军事行动四百多次，描写战争注重伏笔与照应，明写与暗写相结合，使事件环环相扣，情节跌宕起伏，层出不穷。其三，《左传》的语言简明、精炼、准确、含蓄，堪称散文的典范。《左传》使用的语言非常精妙，常常写得刚柔得体，不卑不亢，耐人寻味。 《战国策》之惟妙惟肖 《国语》被称为《左传》的外传，开了国别体的先河。继《国语》之后，又有一部国别体的《战国策》。《战国策》与《国语》《左传》相比，各有特色，在文学上《战国策》的成就就特别值得重视。 《战国策》记载了大量的历史故事传说，而且由于它是国别体，不需要像《左传》那样把一件事按年月日分隔开，所以记叙得更连贯更集中更富有情节。《战国策》在叙写中不但重视人物的描写，但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