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天下与英译传播.docVIP

《天下》杂志与京派文学英译传播 一 《天下》是一份英文月刊，由孙科主持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创办，在上海编辑出版，主要编辑人员不仅有留美背景，而且基本上都是立法院成员，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政府官员色彩鲜明，撰稿人均与编辑人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天下》虽号称纯思想文化刊物，以文化交流为手段促进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以公平性与国际性来保持刊物的中立立场，拒绝具体的政论稿件，努力避免沦为政党或派别的宣传物，但更为凸显其以国家的意志向“天下”传播中国文化的良苦意图。[1]《天下》译介传播中国现代文学，的确使中西方文化圈发生了密切的互动，推动了西方文学界、文化界、知识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与接受，从而促进了中西文学的交流，在中西现代文学交流史上，具备了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近代以来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从西方传教士于明中叶入华为始，于19世纪初建立起了一门新的学科──西方汉学，偏重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与思想。19世纪中期，由于殖民扩张等原因，英国和法国等国家的汉学研究超出欧洲本土，在远东的殖民地或侨民地展开汉学研究，使得研究主体突破传教士群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汉学研究与现实关系变得密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汉学领域的生力军，将西方汉学推进到“中国研究”或者“中国学”（Chinese　Studies）阶段，强调研究中国当代和现实问题。但无论是欧洲汉学的突破还是美国汉学的当代性，都甚少涉及中国现代文学。《天下》创刊前，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处于零星译介的状态，传播过程呈现出非系统性与私人性两大特点。 20世纪30年代，随着远东格局的变化，以美国为代表的汉学界开始将现代中国问题纳入研究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从组织上、经费上加强研究中国。“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共有90个，其中有39个就是1920—1940年间建立的。”[2]这些组织与机构雇佣了大量人员研究中国问题。在这种大趋势下，20世纪20年代末起，一批意欲了解远东及中国的西方记者、文化界人士陆续来到中国，成为将中国现状展示给西方的主要群体，其中就包括少量、不成系统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同时，中国的海外留学生也做了少量译介工作。这些译作主要刊发在西方人士所办的综合报刊上，也有少量以单行本形式发行，不仅翻译的数量少，而且翻译对象较为单一，主要以鲁迅作品为主。 《天下》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西传的非系统性与私人性格局。1935—1941年的六年间，《天下》从文学、艺术、思想三大方面有计划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在文学领域，“将重要的中国文学作品，无论古今与体裁，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短文，翻译成英文。”[3]鉴于当时零星稀少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现状，《天下》通过专文、纪事、翻译三大形式，有计划、批量次地向西方译介中国现代文学，使西方世界及时了解中国文坛发展的最新状况，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西传的步伐。[4] 三大传播形式中，专文包括了现代文学创作综论与现代作家专论；文学“纪事”类似文学年鉴，以文体为单位综述一年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成就，“对当今中国的文学与艺术做出鸟瞰式总结”[5]。 从翻译作品的文体来说，《天下》译介小说的比重最大，有23篇之多，翻译诗歌与戏剧的数量相当少。评论的比重正好相反，1936—1940年间有五篇《戏剧纪事》，1936—1939年间有四篇《诗歌纪事》，但一篇《小说纪事》也没有。作品翻译是中西文学交流的前提，这种重小说作品翻译轻研究的现象主要是因为中国现代小说在西方的译作极少。而戏剧作为一种表演艺术，文本翻译必须与实际演出相结合。诗歌在当时则因为中西方诗人的私人交往与酬和，在西方有一定量的流传与影响。 从原作发表的时间来看，《天下》所翻译的现代小说囊括了新文学两个十年间的成果，以第二个十年间创作的作品为主。鲁迅、叶绍均、杨振声、老舍、冰心在新文化运动后即开始从事白话文学创作。沈从文、凌叔华、巴金、萧红、姚雪垠、吴岩、鲁彦、田涛等几位作家或是30年代登上文坛的新人，或是在这一期间进入创作高峰期。《天下》侧重30年代文学作品，显示了“即时性”与“时代性”的选译标准；由于刊物篇幅所限，所译载的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中篇小说只有沈从文的《边城》与巴金的《星》。月刊的性质限制了《天下》不能将现代文学史上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及中篇小说译介到西方。 从选译的作家与作品内容来看，体现了《天下》在中西文学交流中“公正性”的立场。入选的16位作家，鲁迅、老舍、叶绍均、冰心、俞平伯代表了“五四”后的文学创作；沈从文、杨振声、凌叔华三人是30年代京派文学的代表；巴金、鲁彦、姚雪垠、萧红、吴岩为30年代初登文坛的年轻作家，在文学与政治立场上偏左。《天下》的译介活动兼顾现代文学各类流派作品，体现出一种融合消解文学性与社会性彼此不同指向的译介实践。这些不同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