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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代经济学的规范研究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3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以现代经济学的规范研究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 二、研究中国的现实经济运动 　　我国经济学界有一个不同于现代经济学规范的研究传统，即概念之争。 对理论的研究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于是研究的思路根本不可能遵循上述规范，而只能是引经据点式的哲学思辨。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不断诠释和考据，曾经一度占据经济研究的阵地数十年。如今，虽然受外部环境改变的影响，这种考据式的学风在逐渐削弱，但是仍未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尤其是近年来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由于缺乏严格的研究规范和评判标准，这种引经据点式的研究通过制度、产权、契约等等概念之争又一度盛行。但时代终究进步了，关于制度的案例研究有可能将经济哲学拉回到经济现实中来。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中国的经济学今后发展的方向可能主要是以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和规范研究中国现实中的经济运动。我们在前文中也提到，对于吸收借鉴现代经济学研究规范，首先需要将“问题的提出”指向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现实。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认识，主要是源于经济学研究的国度性或民族性。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的学术理论包括经济理论要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或曰国际化，就必须始终把关注的焦点对准本国本民族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和特殊经济经现象。即要走经济学中国化的道路。鲁迅先生针对文学作品所说的“没有民族性也就没有国际性”的道理对经济学研究也是一样适用的。 　　经济学研究的国度性是由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由于社会经济现象的空间跨度和时间差异，必然要求经济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因为一定社会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是具体的、历史的。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有其最为关注、最需要解决的现实经济问题，因此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需要不同的经济理论为之服务。一方面，由于经济现象的时间差异，历史上不同经济理论、经济学说的演化和替代正是经济活动变迁在经济理论上的一种映射。比如，在30年代大萧条发生以前， 西方国家一直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没有失业和通货膨胀，当时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中心任务就是论证“看不见的手”；大危机以后，由于经济波动、失业及通货膨胀的加剧，导致了整个经济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宏观方面，产生了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另一方面，就经济现象的空间跨度而言，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形。比如德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 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但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它的独特性，即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反映到理论上，德国经济学界在历史学派的传统理论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至今仍把其基础理论称作“国民经济学”。尽管并没有脱离西方标准经济学的范畴， 但是它更注重探讨在一般规则约束下的经济活动的自律。 　　经济学研究的国度性，也是由于经济学家们的实际经验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经济学家要清楚地解释一定社会的经济现象，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相互关系，必须以他们对这些现象、变量的透彻理解和准确把握为前提。显然经济学家对本国、本民族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最为了解和熟悉。因此，经济学理论上的创新多半是通过深入研究经济学者最为熟悉的本国经济之现象而获得的。在经济学说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提出都是以本国当时面临的经济矛盾立论，并分别为发展本国的商业和农业而献计献策。他们的学说虽然对其他国家也具有借鉴作用，但理论本身的提出却是源自于本国经济的。这提示我们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研究中国经济的现实。 　　要研究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或者说实现经济学的中国化，就是要在坚持经济研究规范化的前提下，把中国自己的现实经济问题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和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就是说中国经济学必须研究中国自己独特的东西，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前提，理论模型，甚至一些特殊的结论和政策等等。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界实现理论创新，为世界经济学作出贡献的基本途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中国近期的经济学是关于“过渡问题”的经济理论，这种“过渡”绝非仅仅是体制变迁，而具有鲜明的“双重过渡”特征。从发展水平看，我国正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过渡， 最终完成由“二元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转变；从体制模式看，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双重过渡表明，中国的经济进程是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相互交融，相互推动又相互制约的过程，作为这一进程的理论反映，中国经济学必然是发展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结合。但相对而言，发展水平的过渡是一个更为基本的方面， 推进经济从落后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转变是中国目前最为紧迫的任务。然而，现存的经济学理论，无论是西方标准的宏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还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中国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在体制转轨的制度背景下，对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水平的转变进行实证分析和理论归纳，对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