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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县官研究4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元代县官研究 （七）县级官吏的选用、管理及其与路府州的关系 蒙古国时期，汉世侯专制一方，县级官吏的选用，大抵操于世侯军阀之手。正如胡祗遹所云：“中统前四十年，诸侯承制拜官，率以私门走卒健儿、黠胥奸吏为县长，以应己之呼召指使，供己之掊克聚敛。府帖下县，星火奔命，不知有朝廷之尊，而惟府帖是惧，进退俯仰，死生祸福，甘以奴隶自处”。秦汉以降县级官吏的任用制度被破坏无遗。如严实帐下将士赵天锡“以功授冠氏令”，东平行台掾史王玉汝因劝阻东平之地“裂而为十”有功“迁行台知事，仍遥领平阴令” 。直到“中统改元，始立铨调法，六品以下官咸诣中书省受敕命，一洗私自署注之弊” ，县级官吏任用权才重新收归朝廷。 有元一代，因县级官员品秩较低，故其来自吏员出职的比其它高、中级官府似乎更多。例如耿彦清“早自植立，从吏师之廉而平者，习文法”，“陕西行尚书省选副掌仪局”，历行省掾、中书省掾、提控，“大德八年，敕从仕郎、尹延安延川县” ；周自强“好学能文，练于吏事，以文法推择为吏”，转官宣慰司都事和饶州路经历，“迁婺州路义乌县尹” ；梁贞先被大名宣抚使司“推择为左司知管”，历中书左三部提控令史，擢为济源县尹 ；徐泰亨“试吏平江”，转归安县典史、海漕万户府提控案牍、建德路知事，迁青阳县尹 。值得注意的是，《元史》列传所载担任中书省掾（或知印）的刘宣、何荣祖、张炤、袁裕、杨湜、曹元用、郭贯、张孔孙、张养浩、敬俨、刘正、赵师鲁、秦起宗、梁曾、刘敏中、王约、元明善、崔敬、贾鲁、许楫、卜天璋等21人中，仅张养浩一人由中书省掾出职为官，直接授堂邑县尹，其他20人由中书省掾出职后一律没有担任县尹的 。这与汉唐相府掾多出任县尹的惯例，大相径庭，表明元代县尹选用远不及汉唐受重视。 县级官员的另一个来源是军功及归降。这在元初为数甚夥。如杜泉庚辰岁（1220年）“帅众诣军门”降蒙古，先授曲周县丞，后升县令 ；赵椿龄、董文炳、马显等也因归降及袭父职先后担任藁城县令、和顺县令 ；世祖中叶，梁琮又“以平宋劳”，授湖州路长兴县尹 。 仁宗恢复科举后，进士科第成为县级官员的又一个较重要的来源。诸如延祐进士黄溍、欧阳玄、曹敏中、泰定进士吕思诚、至顺进士林泉生、至正进士陈麟、卢琦等都担任过县尹。不过，进士及第后通常先授州同知或县丞，“稍迁”，才能升为县尹 。 县尉的来源比较复杂。部分县尉是由百户、巡检等迁调而来 。成宗朝还存在“县尉多系色目并年小、不谙官事、承荫、不识汉儿文字人员”的情形 。 诸县达鲁花赤的人员构成，又分为朝廷流官和投下“世臣”两种。这是因为诸县内含有一部分投下食邑。如上党县监县忽都帖木儿“以劚繁治剧之才，应选用守令之职”，“自县而升为监郡”（州），“自州而升路治中” ，显然属于朝廷流官。而“广平王分地”全州路灌阳县“以位下人怯薛”，“授以是邑掌印之职 ”，又是投下“世臣”。 关于县级官员的任用办法，欧阳玄说，上县“置达鲁花赤、县尹、丞、主簿、尉各一员，尹以上省选，丞以下部选 ”。上县达鲁花赤和县尹均为从六品，丞为正八品，故欧阳玄所云完全符合元廷“从七以下属吏部，正七以上属中书”的铨调制度 。至于投下达鲁花赤，则实行投下“自举其人，以名闻朝廷，而后授其职” 的特殊选用方式。 县级官员的任用，同样体现种族分职和民族压迫。或许是县级官府品秩低、蒙古人数量少及中、下县不设县丞等缘故，元代县级官员的种族分职，并没有完全照搬“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 ”的模式，而是稍有变通和调整。具体做法是：达鲁花赤一般由蒙古人、色目人担任，县尹以下多用汉人及南人。这在江南诸县中最为典型。据《至顺镇江志》卷一六所载，镇江路丹徒、丹阳、金壇三县56名达鲁花赤中，蒙古人10人，占17.9%；色目人44人（包括族籍不明的色目人或蒙古人），占78.6%；汉人2人，占3.5%。60名县尹均为汉人及南人。56名主簿中，汉人及南人计51人，占91%；色目人5人，占9%。当然，此类变通对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地位，并无妨碍，而且宜于实施。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镇江路所属三县的县尹、县簿、县尉中、北方汉人的数量远远超过南人。这又是蒙古统治者在县级官员中分化汉人和南人，以北制南政策的体现。 元代县级官员选用，虽有吏员出职，科举，及军功等多种途径，但选材任贤的成效并不乐观。胡祗遹说：“即今县令，多非其材，省部不务精选，兼品秩卑下，州府驱委呼召，殊无礼貌，英俊才气之人视不屑为。十分为率，大类不识文墨，不通案牍。署衔书名，题目落笔，一出于文吏之手。事至物来，是非缓急，闭口不能裁断，袖手不能指画，颠倒错缪，莫知其非。虽有县令，与虚位同” 。胡氏之说，主要是针对元前期县级官员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