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与杜威的际遇看“国学”.docVIP

从孔子与杜威的际遇看“国学”作者：张海燕????文章来源：学术前沿孔子是中国古代圣人，杜威是美国现代哲学家，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维度看，二者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然而，思想却往往能穿越时空的悬隔，在看似不相关的事物之间建立起意义的关联。1919年10月20日是旅华中的杜威六十岁生日，蔡元培在杜威生日晚宴上，即以“孔子与杜威”为题发表贺词。蔡氏之所以将二人并举，不仅认为杜威恰与孔子是同月同日生，更是由于他发现孔子与杜威思想之间有着某种相似性与契合点。无独有偶，1920年，在西方有着“实用主义神圣家族家长”之称的杜威，亦被中国的一所大学在授予名誉学位时誉为“孔子二世”(Second? Confucius)。而且，据随同杜威一起访华的他的女儿露西?杜威多年后回忆说，在杜威旅华两年多的时间里，每当人们介绍他时常将之比作孔子。 　　我们知道，杜威系于1919年4月30日由日本乘船抵达上海开始他两年多的访华讲学，他抵华三天之后中国便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崇“德”（民主）、“赛”（科学）二先生，抨击“孔老先生”（胡适语）、“孔二先生”（ 吴虞语）创立的孔教。杜威的中国弟子胡适，在《〈吴虞文录〉序》中盛赞吴虞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昭示了“五四”时期批判封建传统的思想倾向。诚然，“五四”时期所谓“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乃是“打孔家店”之讹传，但“打”与“打倒”并无大异，都是骂的暴力化。那么，“五四”时人又何以把当红的实用主义大师杜威与过气且遭人人喊打的孔子联系在一起呢？个中原因值得玩味。 　　原来，在“五四”的文化精英们看来，孔子自是孔子，“孔家店”自是“孔家店”，儒家的原生形态与流变形态虽不无连带关系，但绝非一物。他们高喊“打（倒）孔家店”，旨在冲击孔子思想中被后世统治者所强化的礼教，反对用两千年前的价值观念束缚今人的现实生活。相反，他们并不一般地否定孔子古圣先贤的历史地位，而且还着力发掘孔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以与西方先进文明相衔接。如指出礼教吃人的吴虞亦承认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提倡“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胡适则从原始儒家中发掘出人文主义、合理主义和自由精神等思想资料。而蔡元培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演说中，虽则承认孔子是中国旧文明的代表而杜威是西洋新文明的代表，但又认为在旧文明中必有与现代科学精神不相冲突的内容，孔子倡导平民教育、强调个性发展和注重实践经验等都契合于实用主义的精神。大体讲来，“五四”时期的进步思想家们，对待孔子，一方面要消解历代叠加其上的宗法专制主义的中世纪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试图发掘其现代性、人民性的思想元素。也就是说，在“五四”时期轰轰烈烈打破孔子的旧偶像的同时又在悄然重塑新的孔子形象。 　　1919年12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和“再造文明”的文化建设纲领。胡适之所以热心于整理国故，一是为了剔除“国渣”，二是为了寻找“国粹”。所谓“国粹”，即是那些与西学相近的因子，阐发与光大它，以便使我们吸取西学时能够做到“心安理得”，并取得历史连续性的观念。胡适的此番苦心，却遭到陈独秀的讥讽，陈说：“现在中国社会思想上堆满了粪秽，急需香水来解除臭气，我们只须赶快制造香水要紧，可是胡适之……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即令费尽牛力寻出少量香水，其质量最好也不过和别的香水一样，并不特别神奇。”（《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当然，陈独秀这种对待传统思想与本土文化的激烈言辞，并不代表“五四”的思想主流。只是因为后来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使得包括“整理国故”在内的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建设工程未克完成，成为半拉子工程。 　　当然，由于时空间距的悬殊与历史文化的差异，孔子与杜威的思想之间自然有着诸多不同。但也毋庸否认，二者之间确在抽象意义上有某种相通或相似的地方。古圣先贤的大智慧与真精神，无论古今中西，总是从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理论视域揭示了真理之一角，蕴涵着某些超绝时空的普世性、永恒性的东西。美国汉学家狄百瑞在《儒家的实用主义》中指出，儒家与实用主义的思想基础都是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在关注问题情境与解决问题上意趣相通。美国哲学家约瑟夫?格兰奇在《杜威与孔子：生态哲学家》中认为，孔子的“道”与杜威的“经验”（experience）这两个范畴在人类存在的意义上极为相似。而兼及哲学家与汉学家双重身份的郝大维与安乐哲在其合著的《先贤的民主》一书中认为，杜威的民主社会视野与中国传统的社群社会有着惊人的相似，并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实用主义在美国学术界地位日渐回升，而同时儒家思想也正经历着类似的复兴，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的汇合已初现端倪。 　　我以为，孔子与杜威思想中最基本的契合点乃是人文关怀与实践精神。所谓人文关怀，一般指关注人的活动、人的需要和人格存在，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