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过渡期个人代内流动中家庭背景影响的消长——对武汉市、杭州....docVIP

市场过渡期个人代内流动中家庭背景影响的消长——对武汉市、杭州... 市场过渡期个人代内流动中家庭背景影响的消长——对武汉市、杭州市2766名城市居民的调查与分析 　　内容提要：由于人的遗传属性以及不同家庭在各类有价值资源的占有量上有差异，家庭背景对个人初职地位的影响存在一定必然性，在市场过渡期，由于企业有了自身利益追求以及受到市场竞争的约束，加上改革的全方位推进，用人单位在调整个人工作岗位时更加重视人的知识与能力，这会导致在个人的代内流动中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影响的挤出，对武汉市，杭州市2766名城市居民个人职业地位获得情况的分析证实了“挤出假说”的真实性。 　　一、问题的提出 　　代内流动涉及到个人的初职和现职两个不同的职业地位，国内外的研究表明，个人初职地位与个人的家庭背景——父母的职业、收入、教育、行政职务、单位部门等密切相关。 　　在布劳与邓肯关于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开创性研究中，他们发现父亲的职业地位对个人初职地位有直接影响；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的程度对个人初职地位有间接影响，即父亲职业地位、父亲受教育水平通过对个人教育的影响而对个人初职地位发生影响（blau and duncan，1967）。 　　布劳和邓肯的研究得到了许多后续研究的证实，如斯威尔和豪斯（sewell and hauser ，1975）、杰克斯（jencks，1972）、罗宾逊和凯利（robinson and kelley ，1979）等人都证实了个人的家庭背景对个人教育获得有正面影响，中国学者张翼和李路路也分别证明了中国人的家庭背景对个人教育获得有积极影响，此外，周雪光、张翼还发现1978年以前，由于中国的政治运动频繁，中国人的家庭背景对个人初职地位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是在1978年以后，这种影响就变得显著起来了；笔者在分析了自己在武汉市与杭州市收集的调查资料后也发现，在中国大城市里面，市场过渡期个人的家庭背景对个人初职地位的获得，不仅存在直接影响，而且存在间接影响（见表1、表2）。 　　从表1可以看出，在控制了个人教育以后，父亲职业、父亲收入、母亲教育都对个人初职地位有显著影响，而表2的数据则显示，家庭背景对个人受教育程度有显著影响。由于从表1中已知个人教育对个人初职有直接影响，因此，根据表2的数据，我们可以推知家庭背景对个人初职地位存在间接影响。 　　个人的家庭背景为什么会对个人初职地位发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呢？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对此分别有着不同的解释。 　　工业主义的理论观点认为，在现代社会可供直接继承的职业地位越来越少，个人主要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去获得自己的职业地位，个人的能力又可以称之为个人的人力资本，教育是构成一个人人力资本主要组成部分的东西，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往往比较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另外，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可以为子女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保证他们完成学业，这样，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及投资多少的差别，就会影响到其子女人力资本的大小及初职地位（包括最终的职业地位）的获得。至于父母的职业何以会对个人初职地位发生直接影响，一般的解释是父母的职业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个人职业偏好，在这一点上，工业主义理论的观点与文化资本理论的观点比较接近。 　　文化资本的理论的观点认为，文化资本是通过各种教育行动传递的东西，主要表现形式为“惯习”及通过教育证书认定的那类东西，在一定条件下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个人的经济收入。不同的家庭在文化资本的拥有上存在差异，那些从小在家庭中继承了丰富文化资本的人，在学术市场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学业成就），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另外，那些从小就从家庭中习得了较多统治阶级认同的价值与“惯习”的人，在求职和晋升中其“惯习”、“品味”更容易得到统治阶级的赏识，这样，个人家庭的文化资本就通过社会化教育、学校教育、社会赏识这样一个传导与作用机制最终影响到个人的初职地位和最终地位。 　　这些不同的理论虽然对个人的初职的获得都有一定的解释作用，但是又都不能令人十分的满意，这是因为这些理论都不能回答“为什么父母要影响其子女的初职获得”问题，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人的本性问题有所了解。 　　笔者在这里不想全面讨论人的本性问题，但是要确认两个与本研究有关的人的本质特征，这两个特征是：（1）人是一种生物，人具有遗传倾向，（2）人是一种高级生物，人具有理性思维倾向。 　　人是一种生物是一个不争的实事，凡生物都有遗传倾向、都有使这个种在自然界中被保存下去的内在驱动力是得到了科学证实的东西，人作为一种高级生物同样也有这样一种自然属性，人的求爱、婚姻、生育、哺育、帮助子女谋职等行为都与人的这种自然属性有关。 　　人的另一个特征是具有理性，这是人作为高级生物的独有特征。所谓理性是指人在采取行为之前要进行判断和思考，要权衡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