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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研究中的地理条件和人口变量3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经济史研究中的地理条件和人口变量 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我们首先需要确定，中国市场发展的状况“是什么”。而笔者对这一问题的判断是，中国商品市场没有发展起来。笔者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阐明中国商品市场“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而要搞清“为什么”，需要先弄清商品市场发展的“基本原理”，再用这一基本原理（分析工具）对照中国的客观条件，阐明这些条件引起人们如何选择，才形成了“商品市场没有发展起来”的状况。作为经济学爱好者，笔者不愿意把这一情况的形成归咎于“农民的落后”、重农抑商政策的摧残、“制度的阻碍”或者“儒家观念的束缚”。 笔者认识一位年近80岁的老农，他年轻时做生意的经历也给我们理解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原理提供了例证。前几天他告诉笔者，在20多岁时，他曾经与邻村几个年轻人到距家乡七八百里的陕西韩城一带购买棉花，用扁担挑到家乡后卖给本地妇女纺线织布，而本地妇女则把棉布卖给山西收布商人，收布商人再运回山西出售给百姓。他们去陕西前先到郑州购买轧花绲和轧花刀（这是轧花机的部件），从那里起身去陕西，将轧花绲和轧花刀出售后再购买棉花挑回，一次能挑五六十斤棉花。 可见，棉花流转的环节是，在陕西生产、脱籽，贩运到河南纺织成棉布，再由商人集中运输到山西出售给消费者。从这一过程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发呢？首先，农民在农闲时极力寻找赚钱门路，结果找到了长途贩运棉花的生意。棉花虽然也是基本产品，但单位重量的价值较高，所以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粮食、蔬菜等低值笨重货物则不能长途贩运）；其次，他们设法多赚利润，来去都运货减少了无效劳动（空跑路），等于做了两次生意，所以获得了较多利润；再次，他们极力降低风险，几个人搭帮干，抵御抢劫的力量较大，来回运送轧花机部件和棉花，都不携带货币，也大大减少了抢劫风险。 许多人埋怨我们的农民保守、落后，说农民不知道发展商品市场，事实根本不是这样。一般农民都极力寻找挣钱门道；只要有机会，就会被农民发现。晋商和徽商都是利用特定的机会发展起来的。对农民真正有研究的，是被温家宝先生称为发明了穷人经济学的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笔者对舒尔茨也是十分敬服的。中国历史已经几千年，一直没有发展出基本产品交易的大市场，必然有其客观原因，是客观条件的组合没有为交换活动形成盈利的空间——地理条件使得基本产品差异小和陆路运费高，从根本上抑制了利用商品交换的盈利的可能。 也许有必要指出，在笔者从诺思著作中归纳出商品市场发展的基本原理以前，历史哲学家早就对产品差异和运输条件的重要性有所认识，例如普列汉诺夫就说，“原始社会的智慧发展，在原始社会之间的互相接触愈大的地方，就愈迅速，而这些接触，当然，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地理条件愈多差异（即因此，在一个地方的生产品较之另一个地方所生产的产品愈少相似），则愈频繁。”（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11页）他在注释中还告诉读者，即使是“表面上最小的地形特点“，在其居民之间的互相接触的发展上也具有重要作用。这里，普列汉诺夫直接说产品差异大引起人们交往的频繁。产品差异大何以引起交往的频繁？当然是因为相互交换产品的需要。也许只是由于唯物史观框架中没有“商品市场”的逻辑地位，普氏才没有围绕市场发展进行研究。 马克思本人也充分认识到产品差异的重要性。他说，“不是土地的绝对丰饶性，而是它的差异性，它的天然产物的多样性，组成社会分工的天然基础，并使得人因为其周围的自然条件的多色多样，而多样化自己的需要、能力、生产的手段和方式。”（参阅《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31页）。既然已经认识到产品差异对劳动分工的重要性，却没有在历史理论体系中为其安排适当的位置，这不能不使我们为马克思感到遗憾。由于唯物史观框架中没有给予市场发展以合适地位，马克思才由产品差异直接说到社会分工、生产手段和方式。 运输条件至于的重要性，黑格尔就早已说过，“山隔离开人们，河与海使人们接近”。普列汉诺夫则更近一步认识到地理条件在不同时代的不同作用，所以在引用了黑格尔的意见后又引用人类—地理学家拉采尔的话说，在人类发展的低级阶段上，海不是使人们接近而是把人们隔开（上引书的同一页）。 在市场发展站的两个前提条件中隐含着深刻的二律背反（悖论），例如，虽然在复杂地形下产品差异往往较大，因而有利于市场发展，但复杂地形却又导致交通不便从而引起运输费用较大，从而不利于市场的发展；而单一地形则正好相反，在便于交往（容易形成或修筑水陆交通线路）的同时，却往往因产品相同（差异太小）而丧失了交往的必要。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不包括希腊），都坐落在大河流域的冲击平原上，地势平坦并有大河相连，所以便于人们交往，土地也具体“绝对丰饶性”，结果在几千年前即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