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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6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 3、唐以后历朝的国家财政市场 （1）食盐专利制度的深化 刘晏的盐法和杨炎的两税法，为唐以后历朝之财政市场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础。但就食盐专利本身而言，其垄断利润不可能长期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因为，盐价如果高到难以忍受的程度，一方面会造成人民减少其正常的食盐消费的情况；而另一方面则会引起大规模的食盐走私。在前一种情况下，政府基于对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的优虑，会以降低盐价来缓解社会紧张。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政府如果不采取行动，官盐的销售量就会大量下降；而一旦采取行动，就会（1 ）增加大量的财政开支，甚至抵消政府在此项专利上的收入；进而（2 ）还可能引起某种军事上的抵抗，甚至有目的的进攻。如唐末造反的王仙芝、黄巢，都曾是私盐贩子。 正因为存在私盐的竞争，从五代十国开始，国家渐渐地把盐利打入田赋一起征收。如后晋，“计户征税，每户自一千至二百文，分五等；听商人贩盐，民自习食”。（注：《二十二史劄记#8226;五代盐曲之禁》。）又有所谓“蚕盐”，“依夏税限纳钱”（注：《五代会要#8226;盐》。）。而宋代则继承和完备了唐、五代的食盐专利制度，形成了更加严密的食盐专利体制。郭正忠先生把宋代官盐榷卖体制归结为四点：“一是在某些榷禁地区的城镇，官府自行批发或置场零售，令民随意选购；二是大多数地区——特别是乡村，实行蚕盐和食盐的定量赊卖；三是官府强制一部分居民定额认购食盐；四是某些地区官府强制全体城乡固定居民和流动人口，定时定量地认买官盐而纳钱，或不买官盐也纳钱。”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宋代的食盐专利制度，在很大的程度上，已被纳入国家的城乡税收体制，而主要是被纳入了农业赋税体制。其时有种种强制性的举措，如所谓“随产科敷”、“按税”买盐、“分等抑配”、“按屋”摊派、按户配卖、“计口科售”等等（注：皆参见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第五章，第二节。）；所有这些，实际上主要是与农业赋税发生关系，它们也都是要通过国家财政市场来进行的。除此之外，宋代还实行官盐商卖。即商人向官府购买钞引，然后在限定的区域内运销食盐。据郭正忠先生统计，两宋之盐钱岁收最高者，各约为2500万贯和3100万贯（注：见同书第六章，表44、45。）；而盐钱在国家货币收入中所占的最高比值，各为36％和44％。（注：同书696页。 ）于此可见食盐专卖在当时国家财政市场上所占份额之大。 宋以后之盐法，就总的倾向而言，就是不断增加人民计口配盐的比例，然后任由已经向官府购买盐钞的商人，在规定的地域内销售。其如元朝，在产盐地行“食盐法”，让人民按户口交纳食盐税；又有“行盐法”，由商人向政府购买盐引，往盐场支盐，在规定的地区销售。但为了对付食盐走私，国家每每在私盐泛滥之地区，“比屋计口配盐，入其直以防民私”。这种情况在元代后期更加严重。而元朝的盐利之入，则为国家最重要的赋入之一。“经国之费，盐税为重”，“国家经费，盐利居之十之八”。元未的情况，差不多就是如此（注：以上引文及论点，见韩儒林主编《元朝史》354～355页。）。至于明朝，其食盐之专利，一是实行“计口给盐”，二是实行与通商专卖有关的“开中”、“票盐”等制度。（注：参见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第八、九、十章。）《明经世文编》卷474载李汝华《户部题行盐法十议疏》， 其谓明之“国家财赋，所称盐法居半者，盖岁计所入上四百万（银两），半属民赋，其半则取于盐筴”。此所谓“民赋”，可能是指制盐之灶户缴纳的盐课；至于“取于盐筴”，即取之于种种通商专卖之措置。如果是这样，就应该加上因“计口给盐”所征之“盐钞银（曾为盐米、盐钞）”。必须指出的是，盐在明代，其地位甚至有同于货币。其时，政府通过对盐的控制，除了实行计口给盐之外，还有纳米中盐、纳马中盐，纳秒中盐、纳布中盐和纳铁中盐等等，还把盐作为俸禄支付。这种政策最终仍是以货币交换的形式，到国家财政市场上去兑现的。及清，一直到近代之前，据《清史稿》记载，朝廷每年的盐课，从顺治时的约二百一十二万两，增至康熙的约二百七十六万两、雍正时的约五百七十四万两、乾隆时的约七百零一万两、道光时的约七百五十万两（注：至宣统时，盐课岁入约为四千二百万两。以上数字皆见于《清史稿#8226;食货志四》。）。而同期国家所入之关税，总是要略少于国家的盐利之入。 （2）赋税征收的市场化与货币化 由杨炎两税法所开创的“计钱”为体、“折钱”为用的赋税方法，至两宋也发展得十分完备了。赋税征收货币，这已是当时国家财政的基本国策；而为了储备的需要，货币也是国家储备的重点。盖此两点，在货币供应不足的情况下，肯定会造成“钱重物轻”。这是唐朝中期以后的中国经济史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物有丰歉，市场对物的需求量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