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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酢从祀录 游良耀 一、列祀孔庙 1、孔庙即文庙，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社会官方意识形态的象征，是儒家的圣地。自东汉以来，历朝历代都要祭祀孔庙，以彰显国家对孔子及儒学的尊崇，从而维护儒学正统思想的地位。明代学者瞿九思曾言：“从祀大典，乃乾坤第一大事”。凡能从祀孔庙者，都是官方及社会认可的大儒。 从祀的人选，并非其生前所能控制，而是后人推举公议的结果。从祀贤哲的演变历程与位阶变易，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儒家主流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历程。如孟子便是在其死后一千二百年，才得以从祀，并最终超越颜回，成为“亚圣”，这在很大程度上即是中唐以后儒学思潮演变的结果。又如陆九渊，亦直至明代方入从祀之列，也是与陆王心学的发展密切关联的。反观朱熹、王阳明，则在身后很快跻身从祀之林，亦是当时学术风气的体现。正如李光地所言：“从祀孔庙乃天下第一大事”。对于传统时代的儒生来说，得以“优入圣域”的荣光，恐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于想象的。据统计，孔庙从祀者的数量至民国初年固定为182人；与之相比，截至上世纪80年代，基督教圣徒的数量已达2500人。量的差异彰显质的不同，如果将先秦时期的孔子弟子剔除在外，两千余年来真正能够进入从祀之林的儒生实在是少之又少。整体来看，得以从祀孔庙的儒生，除却清末的数位烈士之外，主要是从发扬学说、承继道统的角度予以考量的，其一旦确立，便在中华帝国范围内一体奉行，而无地域之分殊。（黄进兴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史语所所长《皇帝、儒生与孔庙》） 孔庙东西二庑为从祀孔子的先贤、先儒的纪念性建筑。先贤为文庙中从祀的第三个等级。文庙中的先贤，大多数为孔子的弟子。东汉永平十五年（72年），明帝刘庄到曲阜祭祀并祭七十二弟子，当时，有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当时并不作为从祀。唐开元八年（720年），定“十哲”配祀，其余为从祀。乾隆六年（1741年），礼部颁定《文庙正殿两庑位次图式》，乾隆十八年（1753年），东西庑从祀的先贤为七十七人，先儒为四十六人。其位次是清朝颁定，故成为文庙礼制，为后世继承，这在各地清代地方县志中均有记载。 清乾隆年间，东西庑从祀的先贤达到七十七人（东庑三十九人、西庑三十八人），东西庑从祀的先儒为四十六人（东庑二十三人、西庑二十三人）。由于东西庑先贤、先儒是从祀地位，祭祀时，其规格又低于“四配十二哲”。其祭品是每四人一坛，其中包括：酒樽、黍、粟、盐、菁醢、芹菹、鹿脯、免醢、豕肉、帛、爵、香、鼎、馔盘、大烛、小烛等。可以看出，文庙祭祀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一、祭孔子。二、祭四配。三、祭十二哲。四、祭先贤、先儒。第一个层次随着等级的不同，所享受的礼遇也随之发生变化。 东西庑先贤儒的位次和等级由于是由清朝廷颁布，十分严肃。乾隆以后，仍不断有罢黜和增加。这主要表现出当时统治者对于从祀者明确的政治判别。到民国八年（1919年），曲阜孔庙从祀东西庑的先贤达到了七十九人（其中东庑四十人，西庑三十九人，先儒达到了七十七人（东庑三十九人，西庑三十八人）总计156人。（来源《中国国学网》） 2、道南儒宗游酢被排挤从祀孔庙是历史的不公。游酢是被朱熹确定为道南首的，有朱熹诗句为证：“道南首豸山学共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导源。”《朱子文集》第344页，台湾德富古籍丛刊2000年版）。游酢在20岁时就认识程颐，并被程颢召任河南扶沟教谕，是福建最早拜二程师，学得洛学传到福建的道南儒宗。并最早在武夷山建书院（水云寮）讲学，使武夷山成为汪洋澎湃的新儒都，而开创闽学先河。是游酢引领好友杨时到河南“程门立雪”，载道南归。之后，游酢、杨时分别经胡安国、胡宪和罗从彦、李侗三传至朱熹而集理学之大成。游酢对理学和闽学的贡献不仅是理论上的，而更为彪炳史册的最大贡献是他第一个把洛学传到福建，是他带领杨时认识拜师二程，是他的行为和名声带动和影响了以武夷山为中心的闽北地区的胡安国、胡宏、罗从彦等一大批学子纷纷前往洛阳拜师伊川，形成一股巨大的道南洪流，最终成为中国古代文化重心南移再兴的源头活水。 3、程门四大弟子中，在1850年之前，杨时于1495年祀孔庙，谢良佐于1849年祀孔庙，剩下游酢和吕大临未被祀孔庙。游酢在被遗忘了七百多年后的1892年成为被清光绪皇帝请祀孔庙的第一人。 游酢从祀孔庙得遇的贵人是倭仁和沈源深。倭仁(1804-1871) 晚清大臣，理学家。道咸时期，倭仁即以理学名于世。同治年间，倭仁飞黄腾达，位极人臣，成为一代理学名臣，其时，倭仁任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兼同治帝师傅与翰林院掌院学士，所谓“首辅、师傅、翰林掌院、户部总理，皆第一清要之席”。这种理学名臣的地位使倭仁成为当时士林社会的人伦表率，诚如曾国藩所说，乃“当世仪型，群流归仰”。以至于倭仁逝世时，翁同龢禁不住感叹：“呜呼！哲人云亡，此国家之不幸，岂独后学之失所仰哉！”可见，倭仁在当时士林社会中的泰山北斗地位，难怪《清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