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docVIP

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 当前，诉辩式审判方式已成为法官审理民商事案件的主要方式，在这种模式下，当事人的自主意识得到充分的尊重，诉讼地位由被动者变为主动者，当事人必须积极参与到诉讼中来，法官的介入则被限制，因此诉辩式审判方式被认为是一种更为客观、公正的审判方式。但是，目前我国简易程序的运行，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一些不足。因此，建立一套适应新的社会需求的、与简易程序并列的相对独立的速裁程序，已是大势所趋。作为基层法院的法官，面对积压如山的案件，深感构建速裁程序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此撰写本文，试通过对速裁程序经济合理性、法理基础的分析，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构建我国速裁程序制度框架并使之完善的立法建议。 一、速裁程序适用的经济合理性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比较关注审判活动的公正性与合理性，缺乏对审判资源有限性的担忧；在进行审判程序的制度设计时，为了确保审判活动的公正，极力强调审判活动的程序保障和形式要求；为了保障审判活动的权威性，十分重视国家权力在审判活动中的运用，即强调司法程序的作用。然而，正是对于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的过分关注遮掩了人们对审判活动的现实思考，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审判活动也是一种经济活动，不仅要公正权威，也要“斤斤计较”。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审判也是一种服务，也是需要成本的，这时就需要考虑如何利用有限的审判资源来解决无限增长的案件纠纷。此时，速裁程序的运用无疑是解决案件增长和审判力量不足这一矛盾的“良方”。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经指出：“在经济领域内，任何资源总是有限的，不同的资源只是有限供给的程度不一而已。如何使用和配置各种有限的资源？使用得当，配置得当，有限的资源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反之，使用不当，配置不当，有限的资源只能发挥较小的作用，甚至可能产生负作用。这就是高效率与低效率的区别。”[1]由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影响，“效率”一词便走出家门，逐渐“入侵”到其他学科领域，如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乃至生物学等。比较典型的是法学，目前堪称“显学”的“法律经济学”[2]，就是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法律问题。下面，笔者将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谈适用速裁程序的必要性。 （一）速裁程序成本较低，社会资源耗费较少 速裁程序成本低，耗费少主要是与简易程序相比较而言的。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零星权利侵害而引发的小额纠纷广泛存在，对于这类纠纷，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一般适用的是简易程序。但从实践来看，这一程序对于小额的争议而言仍显得不太灵活，小额权利的受害人通过该程序获得司法保护所支出的诉讼成本仍比较大，而且不够方便。具体表现为：第一，对小额争议而言，审理期限过长。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审结。这3个月的审结期限对于小额争议来说，显得过长了一些。不仅如此，在按照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化为普通程序的，可以转化为普通程序，而一旦转化为普通程序，审结期限又变为6个月，如果因特殊情况在6个月内不能审结的，经过本院院长同意后，可以延长6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法院同意。实践中，有一些本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案情并不复杂，但由于法官办案拖拉，不能在3个月内审结，于是以“案情复杂”为由转化为按普通程序审理，从而人为造成审结期限过长。这样，即使是小额争议，也可能在6个月内甚至更长的期限内审结，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说，这对小额争议是不经济的。第二，审理程序不够灵活。在实践中，有的法院在按照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基本上按照普通程序的要求进行审理。许多国家法律规定使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案件可以在晚间和节假日进行，我国法律对小额争议的受理和庭审期间没有这种灵活的规定，这客观上影响了小额权利受害人诉诸法院的积极性甚至可能性。第三，在案件的管辖上，“原告就被告”的一般地域管辖原则不便于小额纠纷当事人提起诉讼，即小额纠纷的原告必须到被告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这对小额纠纷的原告极为不利。 可见，虽然简易程序已经是普通程序的简化，但这一程序还不能满足审理小额争议的需要。小额争议的特殊性，客观上要求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更加简易、灵活的程序，即本文所论述的速裁程序。 （二）速裁程序往往可以将纠纷解决得较为彻底，能够较为有效地化解矛盾冲突，因而其具有较高的收益 速裁程序之所以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不仅是因为其成本较低，还因为其易于化解矛盾，纠纷解决的质量较高，所以说，速裁程序不仅“价廉”，而且“物美”。由于速裁程序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争议双方当事人对该程序具有选择权，调解又是该程序的主要方式，纠纷当事人往往容易妥协互让，使诉讼真正从“握紧拳头的对抗”转化为“张开双手的理解”，能更彻底地解决纠纷，也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比如“低头不见抬头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