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docVIP

影响与重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 对于后现代主义这个问题，不少学科的学者都曾给予过极大的关注，而在比较文学界，则有着比其他任何学科都更为众多的学者，他们或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理论争鸣，或者以冷静的科学态度对其进行经验研究。 国际后现代研究理论刊物《疆界2》( Boundary 2)主编保尔·鲍维(PaulBove1曾给出这样的总结，尽管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有待于学者们去编写，但大家都公认，这场运动始自建筑领域，如杰姆逊所言：“后现代主义”一词正式启用大约是在60年代中期，它出现在一个很特定的领域，那就是建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美]杰姆逊著，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 这场运动很快跨出了学科并迅速波及文化界和文学界，“在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权威性著述中达到高峰，这样批评家们便将这一建筑学界的用法发展成为广泛复杂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晚期资本’的‘逻辑’的叙述。”按照鲍维的解释：“杰姆逊同时也向我们提供了对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诸多思潮流派的仔细辨析，从而将这些流派与后现代主义之内部的各种意识形态观念和立场相联系。” 从国际学术界的视角来看，经过30多年来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争论，东西方学者大概已经获有一个基本的、相对的共识：即后现代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后工业社会，但它并非西方社会的专利品，随着他们对后现代主义及其不同变体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在西方崛起的后现代主义有可能在某些局部先行进入后工业社会的东方，或进入第三世界国家以变体的形式产生。 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文化交流和文化接受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某一东方或第三世界民族文化自身的发展内在逻辑所使然。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和杜威·佛克马两位西方学者曾一度片面地认为西方后现代主义不可能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但后来他们也一改初衷，认为这是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或一场国际性的文学思潮。 由于崛起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走向国际化，向东方及第三世界渗透，所以从比较文学的视域讨论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及这种影响在当代中国汉语语境下所产生的诸种变体，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杰姆逊的方法论是一种启迪，本节首先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后现代主义作出概括，以此作为本节从比较文学的视域介绍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影响与重构的学术背景。 从以“四个跨越”为内质的比较视域来透析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但它也可能出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内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地区； 后现代主义在某些方面也表现为一种世界观和生活观，在信奉后现代主义的人们看来，世界早已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走向多元取向，并显示出断片和非中心的特色； 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后现代主义曾是现代主义思潮衰落后西方文学中的主流，但是，它在很多方面与现代主义既有着某种相对的连续性，同时又有着绝对的断裂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极致：先锋派的激进实验及智力反叛和通俗文学的挑战； 此外，后现代主义又是一种叙事风格或话语，其特征是对“宏大的叙事”或“元叙事”的怀疑和对某种无选择或类似无选择技法的崇尚，文本呈现出某种“精神分裂式”（schizophrenic）的结构特征，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断片式叙述中被消解了；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既可用于西方同时又可用于非西方文学文本的阅读和阐释的符号代码； 在文学批评领域中，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结构主义衰落之后的各种批评风尚和阅读策略的总和。 为了介绍的方便，本节将使用后现代主义的宽泛用法——后现代性，并将其限定为一种可用于阐释、分析中国语境下出现的种种后现代变体的阅读和阐释代码，以便通过对中国的文学文本的阅读和分析，再返回它的原体，从而形成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对话态势。比较文学主张在研究中展开东西方的互动对话与阐释，这正是比较文学从多元学术视域来考察、研究后现代主义可取得的独特成果。 2．中国当代的诸种后现代变体 从比较视域来考察、分析西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种种变体，必须首先对于这一来自西方的理论思潮和文学是如何渗透于中国文化语境的，作出简略的描述。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西方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法国学派主张从实证的角度进行比较文学研究，使这种研究有据可言，如果我们从材料上追溯最早对中国当代文学界产生影响的西方后现代文献，当首推美国小说家兼批评家约翰·巴思。 1980年1月约翰·巴思曾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论文《补充的文学：后现代主义小说》，这篇论文很快被译介到中国，发表在同年的《外国文学报道》第三期（1980年9月）。 此后，下列中国文学刊物便发表了大量介绍后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的译文：如《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外国文学通讯》、《国外文学》、《外国文学》与《当代外国文学》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