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德育思想及其现代启示.docVIP

张伯苓德育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李宗建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张伯苓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他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在中国近现代德育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张伯苓的德育思想中有“以德育为万事之本”，“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爱国为公”以及德育的方法等丰富内容。从德育思想的视角出发对张伯苓的教育思想进行分析透视，挖掘张伯苓德育思想的基本内容，对于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改进思想道德教育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张伯苓；德育思想；现代启示 张伯苓作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他的“南开”教育实践取得了很大成功，被誉为“中国近代民办教育的一面旗帜，代表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一个方向”[1]。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针对当时中国的五大弊病——“愚”、“弱”、“贫”、“散”、“私”，他倡导并践行“公”“能”教育，力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2]，造就具有“现代能力”的人才。他提出“以德育为万事之本”[3]，强调“教育范围，绝不可仅限于书本教育、知识教育，而应特别注重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4]。可以说，德育思想在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具有核心性的地位。今天，重温张伯苓的德育思想，我们依然能感觉到它的鲜活性，它所蕴涵的深刻德育内容和德育方法将会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启示。 一、张伯苓德育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形成 张伯苓德育思想的产生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1840年鸦片战争，外国列强用武力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自此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样的整体时代背景下，内有清政府的无能腐败与军阀的连年混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不自觉自醒，张伯苓对此痛心疾首，“观社会腐败之现状，每况愈下，又不禁肃然为之惧。”[5]“国内纷争日裂，人民之痛苦日深，政体虽更，国乱如故。近日东南、东北干戈迭起，实业停顿，教育破产，最可病者，国人经过此种之政变，忘其责任之所在，一任此辈军阀政客之妄为。趋炎附势，唯利是图，其有真心为国为民族而革命而改造者，盖鲜有其人。”[6]外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时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18岁青年张伯苓从戎报国，却目睹“国帜三易”，心中悲愤不已，“其时苓适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在通济轮上服务，亲身参与其事。目睹国帜三易……悲愤填胸,深受刺戟！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与此时。”[7]于此，张伯苓的“教育救国”之志在这样的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开始形成。而在张伯苓教育思想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的道德教育思想也逐渐萌芽。 作为严复的学生，张伯苓的德育思想受到了严复的很大影响。严复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国民愚、贫、弱的问题，需要“鼓民力”、“开民智”和“新民徳”，即是体育、智育和德育并行并进，但就重要性而言，严复认为，“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犹重于智育。”由此看来，严复认为，德育是“三育”之首，是育民的重中之重。张伯苓指出：“教育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又要在造成完全人格，三育并进而不偏废”[8]。这标志着张伯苓德育思想的初步形成。1919年张伯苓在作“以社会之进步为教育之目的”的讲演时还提出, 一个人道德水准的高低不能以普通的“不骂人、不偷、不怒”等为标准, 应以“能促进社会进步为个人道德的客观标准”，一个人“能与社会公共事业尽力愈大者,其道德愈高。否则,无道德可言。”[9]从而,张伯苓把个人品德的自我修养与社会责任相联系,与社会公德相联系。之后，张伯苓德育思想愈加丰富和发展。“以德育为万事之本”思想的提出，是张伯苓德育思想发展的高峰。 二、张伯苓德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张伯苓的德育思想是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德育的目标、德育的内容和德育的方法等方面。 （一）德育的目标 在张伯苓的德育思想中，德育目标确定的立足点是如何“医治”当时中国的“愚”、“弱”、“贫”、“散”、“私”五大弊病。他认为，“上述五病,实为民族衰弱招侮之主因,苓有见及此,深感国家缺乏积极奋发、振作有为之人才,故追随严范孙先生,倡导教育救国,创办南开学校。其消极目的,在矫正上述民族之病,其积极目的,为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 [10]正是基于教育救国改造国民性的目的，他在南开大学创办伊始就着力“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造就具有“现代能力”的人才。张伯苓之所以在教育中强调“为公”为先，是因为他认为在当时国人的五种弊病中“私”最可怕，“私是五大魔之首”[11]，因为“私能破坏一切,它能使你忘了民族,忘了国家；它能使你灭掉良心,抛弃人格；它能使你甘心为恶而可以悍然不顾一切；它能使你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团体。”[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