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声字方音构字与古代方言.docVIP

形声字、“方音构字”与古代方言 王义然 从汉代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撰《方言》，许慎（约58－约147）著《说文》，国人便开始了语音的研究，留意方言现象。但至今说起古代方言，人们仍然感到很渺茫，听不见，看不着，似乎很遥远。笔者郑重其事地告诉大家，其实，古代方言就在眼前，而且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存在着。本文和笔者编纂的《形声、合音字典》就是证明这一论断的充分证据。 一、形声字与“方音构字” 由表意的形旁和表音的声旁相组合构成的汉字叫形声字。这种构字方法叫形声造字法。它克服了象形、会意和指事造字法的弱点，突破了单纯表意文字的局限，使汉字有了表音的功能。在这种造字法的推动下，汉字的制造得到迅速发展。据有关资料介绍，殷、周时代，形声字只占当时汉字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到汉代，《说文解字》所收9353个汉字中，形声字就有7697个，占百分之八十二以上；现行汉字中，则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形声字。形声字在汉字群体中的主体地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形声造字法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至今仍是我们简化汉字和制造新汉字的一种主要方法。 按照字音与声旁字读音相同程度的不同，形声字可分为全同、双声和叠韵三类。声母和韵母都相同的是全同类；声母相同，韵母不同的是双声类；韵母相同，声母不同的是叠韵类。但有不少形声字，虽然人们都认为它是形声字，却看不出它的读音和声旁读音有相同之处。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些形声字既不属双声，又不属叠韵，更不属全同。这类形声字的表音功能已经完全丧失。如：“雕、凋、碉”等字，人们已经看不出它们的读音与“周”字有什么联系；“堵、睹、都”等字，人们也看不出它们的读音与“者”字的联系。显而易见，形声字的表音功能已经变得十分低下。据周有光先生统计，《新华字典》(1977年版)所收的全部正字，其中声旁字1348个，含声旁字6542个，两项合并在一起，其有效表音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九。 对形声字表音率低下的原因，学界多数认为是由语音演变引起的。因为语音的演变，一些声旁字和含声旁字的读音都发生了变化，它们的声母和韵母已经和形声字制造时大不相同了，所以不再具有表音功能。笔者对这一观点持否定态度。通过对古今语音的对比研究，特别是对古今方言对应性的研究，笔者认为，引起形声字表音功能低下的真正原因，不是后发性的语音演变，而是原发性的“方音构字”。 所谓“方音构字”，简单地说，就是使用方言语音制造形声字。笔者发现，在整个汉语语音体系中，中古时期客观存在的声母(不是人们错误归纳的“三十六字母”)，与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差别并不大，且现代的一些方言特征在中古时期便已存在，从而断定中古时期汉语语音的不统一性。并由此推知，上古乃至远古时期的语音，肯定也存在不统一性。在此基础上，对制造形声字的语音背景，进行了如下联想式的分析。 1、制造形声字是一种无组织的分散的个人行为。制造结构复杂、为数众多的形声字，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项巨大工程，不是哪个人，哪个地方人，哪个朝代人独立完成的，而是全国各地众多学者共同参与，经过漫长岁月前仆后继的努力，才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历史上虽有仓颉造字之说，但完成造字的巨大工程，决非仓颉一人之力。形声造字法所提供的便利，使很多人都具备了造字的能力。人们根据记录语言、表达思想感情的实际需要，随时随地都可以造字，不需官方组织，不受权力节制，完全是分散独立的个人行为。 2、方言语音是古代语音存在的基本形式。语音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靠人们口耳相传、互相模仿来学习，存在很多近似、模糊的因素。长年累月形成的各地语音的巨大差别，难以进行调整，几乎是不能人为控制的。在悠久的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有过统一文字的壮举，却没有统一语音的纪录。所以，语音的传播只能是顺其自然，世代相袭，完全处于自流状态。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在普通话出现之前，在悠久的汉语语音发展史上，既没有客观上独立存在的标准语音，也没有人为制定的语音标准，只有方言。方言是汉语语音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式。这种历史状况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3、“方音构字”是制造形声字的唯一方式。总起来说，汉字是一种记录语音的符号，形声字也理所当然的不能例外。制造形声字，必须以字音和声旁字已经存在为前提。但全国各地的语音从来就不统一，所造字和声旁字的字音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不仅列国封疆，诸侯并立，而且山川阻隔，交通困难，不同地区之间难以得到充分交流。散居各地参与造字的学者，没有与各地学者共同研讨的机会，不可能站在统揽全局的高度，去考虑各地语音的差别，所以，各自按照自己的方言制造形声字便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就是笔者所提出的“方音构字”。可见，“方音构字”是由历史的局限所决定的，是唯一的形声字制造方式，别无选择。 二、“方音构字”假定的证明 笔者提出的“方音构字”，虽然是以古今语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