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儒学正迎来“否极泰来”的时刻.docVIP

杜维明：儒学正迎来“否极泰来”的时刻 （搜狐文化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着按：一提起杜维明的名字，很多人习惯性地给他贴上“新儒家”的标签。对此，杜维明本人却并不认同，在访谈中他不断提醒说：“我不是新儒家代表，我提的是儒学的第三期，也就是作为一种精神性人文主义的儒家。” 杜维明先生已过了古稀之年，常年身体力行，致力于儒学的现代化转化。在他看来，人类进入21世纪，物质财富已获得极大满足，同时精神性问题也日益突出，为此他倡导一种“精神性人文主义”理念，呼吁在西方普世价值和儒家的核心价值之间进行沟通与对话，期待儒学在21世纪为人类安身立命发挥积极重大的作用。 不过，他并不回避儒学在当下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他希望更多“心术正”、“有权势”、“有力量”的人投入到儒学的复兴工作中，大力开发我们的传统文化资源。 9月9日杜维明先生在他的北大寓所接受了搜狐文化的专访　　“精神性问题在21世纪非常突出” 搜狐文化：您最近出版了新的学术著作《21世纪的儒学》，提出了“精神性人文主义”的概念，能谈一谈它的指向吗？ 杜维明：其实这只是一个提法，根据我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探索，希望通过文明的对话，使得不同文明之间能够相互了解，甚至互相合作。因为中国的老传统中，讲和谐，讲融会贯通，所以儒释道三教之间，有丰富的互相交流和对话历史。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它没有很强烈的排斥性，而是比较开放，注重多元的。因为这个原因，21世纪的儒学，以及21世纪的儒家在人类文明对话中，可以起积极的作用。 另外，21世纪毫无疑问是一个文化多样性的时代，艾森斯达和我都曾提出“多元现代性”。现代化的发展一定跟传统有很密切的关系，现代化过程中可能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中国的现代化当然和中国传统有密切关系，如果中国现代化将来能够开拓出来的中国文化形式，应该是属于怎么样的一种形式？最低的要求可能是在文明对话中找到大家都能够分享的价值。我想，越来越明显的就是关爱地球，地球是我们人类能否存活最重要的因素。空气污染、水源土壤乃至食品安全，这些都涉及我们和地球的关系，我们和传统的关系，我们和世界的关系。 这里面也牵扯到儒家传统好几个侧面：一个是人的自我问题，“自我”包括人的身心，人和他人、人和社会，包括家庭，一直到世界，再有就是人类和自然，人心和天道。 在21世纪，物质发展非常突出，但是对精神需求的饥渴也非常明显，精神性的问题变得非常重要。如果把儒学只理解成一种世俗的人际关系，也就是它的社会性，而没有理解到它是一个更高明的，比如“天人合一”的观念、“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核心价值，那儒学就会显得比较狭隘，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也会减杀。 儒家的多样性中最特殊的一点，就是她有非常强烈的不离开这个世界，要在这个世界里面转化世界的思想。希望在世俗世界里面能够改进人的基本生活，儒家讲生命的哲学，是一种关于做人的学问，如何能够成仁。这种内心的学问一方面接受了现实，同时不是认同这个现实，它有一种批判的精神，也希望能够转化甚至彻底扬弃现实的情况。 搜狐文化：谈到文化的多样性，想起今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北大“燕京学堂”提出了“中国学”的说法，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杜维明：燕京学堂在北大的发展，我事先完全没有介入，也没有参与协商讨论；而在大家都开始讨论的时候，我又正好在美国。燕京学堂作为北大正在发展的一个研究计划或教学计划，我因为不了解情况，自然没有发言权。当然，我很关注这个事情。 这里面提出中国学、国学和汉学，现在可以算都是很热门的，但也会引起很多争议。另外，或许我也可以谈一下“燕京”这个名字，“燕京”当然和燕京大学有关系 搜狐文化：您曾经是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 杜维明：1996年到2008年我做燕京学社社长，燕京学社在1928年成立，在发展中国文史研究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当时最主要的项目，就是在燕京大学编纂了中国经典的“引得”（INDEX）系列，视野非常长远，作为扎实的学术工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作用。燕京学社也支持了成百上千位——不仅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在台湾、在新加坡、在日本、韩国、越南乃至世界各地——从事中国研究的汉学家，比如费正清就拿过燕京学社的资助。这个历史很值得追忆。现在就在北大的高等人文研究院里面，还有一个燕京中心，和北京的燕大校友会合作，研究和整理有关燕京大学的校史资料。我们想把燕京的“博雅”传统——这种人文学、全人发展的理念、观点和传统融入北大精神之中，这是我们非常愿意讨论的问题。 “中国学”，在美国也很盛行，就是研究中国，Chinese Studies。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有一个方面，我们叫区域研究。一般说来，研究分两种方向，一种是专业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研究。另一种是地域的研究，有东亚研究、南亚研究，东欧研究、非洲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