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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驸马刘辉案依法治国与皇权干预 在大部分国人的印象中，中国古代男子可以三妻四妾风流无比，但这也有例外的时候。据说南北朝时期的妇女都“善妒”，甚至以此为“妇道美德”，强调“以妒防奸”，因此“善妒”也就成为女性出嫁前所必修的课程之一。刘宋时代就有人编了一本《妒妇记》来调侃这种“妻管严”现象，而本书主人公兰陵长公主恰好正是当时妒妇的典型代表。长公主是北魏孝文帝的女儿，驸马刘辉是南朝叛将刘昶的孙子。二人结婚后，兰陵长公主继承了“善妒”的美德，对驸马爷管束十分严格，曾经残忍地将与刘辉有染的一个怀孕了的婢女开膛剖腹处死，二人也因此决裂并离婚。如果二人就此分道扬镳也罢，但不久长公主又请求复婚并得到太后允许，二人因此又成夫妻了。后长公主怀孕，期间刘辉又在外面寻花问柳，与平民张容妃和陈慧猛有染，公主大怒，与驸马冲突，“刘辉在忿怒之中将公主推到床下，又用脚踩踏她的肚子，导致公主流产，最后终于因此次受伤过重而去世。”之后刘辉跑路遭谋逆通缉，张、陈兄妹四人被捕入狱。 对于如何给这五人定罪，北魏朝廷意见不一。以灵太后为代表的皇室及其意志执行者门下省坚持要处死刘辉及其情妇，理由是他杀死了皇室血脉——公主的孩子，他的情妇破坏皇室婚姻，都属于大逆不道。同时，又将其情妇各自的兄长发配，理由是他们预知奸情却不加防范。灵太后及门下省的观点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更多的是基于灵太后的“女权意识”、姑嫂亲情以及皇室尊严。? 现代社会，虽然女性无论从经济地位还是社会地位上均已相当的独立，但已婚妇女的夫家认同仍普遍存在，如在欧美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已婚女性的名字之前都要冠以夫姓即可见一斑，这反映出男女不平等的客观现实，提醒我们，妇女权益保护仍然任重而道远。不过，如果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婚姻法》中的有关规定还是比较先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九条规定，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的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这和单向度的强调妻子的夫家认同是有质的区别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四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这也是对片面强调女性夫家认同的拨乱反正。台湾地区民法学比大陆早起步了差不多七十年，应该说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比较成熟了，但是，迟至1999年修订民法典才修正了妻以夫的住所为住所的规定，并增加了女性于婚后可保有本姓不必再冠以夫姓的规定，于此也可略见妇女夫家认同的传统观念流毒之深，影响之巨了。? 酷吏皇权工具的清名与骂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一句话，恐怕是从历史学家到历史爱好者所有人中喜欢历史的最重要的理由了。历史发烧友们有的会把过去的历史搬出来，通过各方面的资料和书籍进行佐证，用现在的话说出来，展现出当时的全景；有的则是通过某一个专业角度（文学、法律、经济等），结合当时的形势和局势，分析历史当中的人物和事件，而这种分析因为分析角度相对专一，同时可能覆盖的历史跨度比较大，会让人读起来有个专业方面的认识。《仕途的玄机》应该就属于后者，作者也不讳言对黄仁宇老师的尊重，相信“大历史观”对作者的启发很大。从酷吏角度去解读东西两汉的官场沉浮，剖析仕途的玄机，相信也能让我们对历史、对现在的官场能有所思考、有所收获。　　酷吏，是那些极端严格地贯彻执行法律政令、不因任何外在因素干扰而做出的丝毫折扣的官吏。酷吏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也是其牺牲品，皇帝用酷吏，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之威；杀酷吏，也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将酷吏放到封建王朝这个大背景下去分析，从中可以让我们对封建王朝的更替、帝国的治理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和更深刻的理解。?　　一、酷吏是中国封建王朝初级阶段的产物，他在这个阶段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春秋战国开始，诸侯割据，战争频繁，百姓流离失所，封建体制一直没有得到一个稳定的政权模式。封建中国从散乱的格局走向大一统，法家的作用至关重要。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可以说法家治国给封建帝国政权的稳定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虽然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成为主流，但是在历代君王眼中，他们依然把法家当做一种必要的治理工具，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便是最好的一个例证。法家一直在帝国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确定了封建帝国的秩序和管理规则，让治理确实“有法可依”。酷吏严格遵守法律政令，他们要求“执法必严”，不仅梳理了帝国的管理秩序，也同时为宣扬皇权发挥了法律上的作用，他们可谓是帝国法律的忠诚使者。?　　二、帝国人治与法治之间的矛盾，帝国法律与帝国意识形态上的区别，注定了酷吏的悲惨命运。封建帝国属于一言九鼎的皇帝，他们的权威可以无限制地放大，而帝国统治却需要有一种稳定的治理秩序，这种秩序宣称“人人平等”（至少条文上应该如此）；威权的宣扬和道义的施舍主要由皇帝来完成，而治理秩序则需要有官吏来配合，酷吏就是执行这种治理的最佳人选，这种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