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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视角：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解读 一种新的视角：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解读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19世纪，人类的生态环境问题并没有现在这样严重，生态观还没有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就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但马克思和恩格斯较早注意到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他们认为人类应该善待自然，并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思想。他们强调，由于资本贪婪的逐利性，资本家对自然资源不计后果的掠夺，造成了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类无法同自然界达成真正的和解。只有通过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人们能够与自然界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存在关系。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并为现代生态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理基础。福斯特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主要贡献在于重新梳理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发展史，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生态意义上的内涵。福斯特认为，要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就必须要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之间的关系。 　　一、福斯特对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生态思想的盘点 　　福斯特指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进行生态学分析的必要工具，它们是提供正确认识和解决生态问题的基本手段。人类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推动着人们在生态学理论上的发展。反过来，生态学理论的发展也体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进步。正因如此，他认为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与他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理论深度契合。换句话说，承认哲学体系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支配地位的，也就等于承认了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所内含的生态思想。 　　福斯特指出，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丰富与发展离不开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如同他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的改变，马克思的自然观也有一个丰富与发展的过程，并经历了3次重要转变。萌芽阶段，他的生态学思想的产生与其博士论文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有关；发展阶段，他的生态学思想与其唯物主义历史观有紧密联系，主要体现在他前期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善阶段，他的生态学思想与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和自然科学的进步所引起的自然观的变革紧密联系，主要在他的《资本论》、“人类学笔记”等著作中体现出来。 　　福斯特认为，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就已经开始思考思辨哲学与唯物主义之间的矛盾，所以，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早在青年时期就已开始出现。研究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应从他的博士论文开始。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不成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它在系统地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唯物哲学之后才逐渐成熟起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中的感知特征以及对自然主义的强调，对马克思来说都很重要”[1]。福斯特认为，马克思是自费尔巴哈之后，真正坚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思想家。“马克思继黑格尔之后认为，重要的是把客观世界以及人类的存在作为客观存在，也就是，真正的实在论和自然主义”[2]。马克思在继承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之上更加自觉地展示了自然主义、人本主义和唯物主义内涵的一致性。福斯特指出，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异化看作是现实的异化，他已不再从精神异化的角度看待实际劳动的异化，这种异化不仅是人与自身关系的异化，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福斯特强调，马克思在对异化劳动的分析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人类劳动与自然的互动关系，面对自然异化和土地异化，马克思提出了问题的解决之道，即只有通过实践，人类才能发现并解决与自然的异化的问题。他说，“费尔巴哈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仍然回响在马克思的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中”[3]。 　　福斯特指出，在对马尔萨斯人口论、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普鲁东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生态学思想。针对马尔萨斯人口论中，人口数量几何级增长远大于生活资料算数级增长所必然造成由于生活资料的不足而导致的人口过剩问题，马克思批判其用非历史的观点把人口和生活资料的关系抽象成简单的数字关系。福斯特指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缺乏改变现实的能力，他的唯物主义是一种抽象、空洞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不仅强调实践的能动性，而且使人们的关注点从唯物主义自然观转向唯物主义历史观。尽管如此，马克思并没有忽略对外在自然王国的关注，他强调进入人类历史的“自然”才是研究的重点，尤其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自然和物质世界当作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同时，他批判费尔巴哈所谈论的人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所谈论的自然也不是实践中的历史的自然，这造成了自然、实践与历史三者之间相分离的状态。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批判了普鲁东机械主义的错误观点，他在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