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乐人社会身份的生成与歌舞伎乐演化研究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docVIP

中古乐人社会身份的生成与歌舞伎乐演化研究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中古乐人社会身份的生成与歌舞伎乐演化研究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中是中国文化最为引人注目的时期，也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生重要转折时期，更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音乐文化面貌发生巨大变化，音乐型态也在改弦更张，中国音乐历史经历了以钟磬乐为代表的先秦乐舞阶段向以歌舞大曲为代表的中古伎乐的转变{1}以及经由“金石之乐”向“金不如丝”、直至过渡到“丝不如竹”的音乐接受观念的嬗变。主导这一切且出现不同于以往的发展途径的现象，在于当时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结构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即以音乐为职业的乐人制度的存在。换言之，在魏晋时期，一个系统、完整、严密的良贱乐人阶层开始形成，并于南北朝时期系统化、法典化，至隋唐时期趋于完善。本文试图对分期、乐人和制度等概念加以分析，从而为中古乐人社会身份的生成与歌舞伎乐的演化等问题展开研究，提供铺垫。 　　中国历史有关中古时期的分期至今尚无公认的定说。本论对中古时期音乐与良贱乐人身份制度诸问题的研究不想卷入有关历史分期的论辩之中，但研究所涉中古时代采历史学家何兹全之说，“约指从三国到唐中叶即从3世纪到9世纪一时期而言”{2}。循此一论来对中古伎乐发展进行研究，对照东晋以后至唐初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有如下理由： 　　一、中古中国由于战乱引起社会分裂和政治动荡，先是戎胡内犯，接着是南北长期对峙，导致人口减少，经济形态由城市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再到城市经济的转变，中古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承受外来文化、新的生活资源与生活方式的影响的同时，内在地发生了深广的变化。二、秦汉时期形成的中国政治秩序权威渐衰，一个新的秩序亟待建立。特别在思想领域，统领中国文化格局的儒家经典因其自身原因而丧失其思想的主导性，给个人寻求思想的自觉带来一个大的空间，自觉的人们积极地参与艺术创造活动，以极大的创造力扩大了艺术活动的范围，改变了艺术品种的性质。三、秦汉时期形成的中国文化秩序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没有因动乱而覆亡或消失，还经历了一次更新、充实和调适，使这一时期的中国艺术在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同时又借外来文化的刺激，扩大和影响了自身生成与发展，并融合外来因素与民间传统，终于在唐代得以重整和延续，形成了迥异于秦汉时期的文化风貌。四、三国后由于族群的移动决定了中古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呈现出鲜明的阶层结构特点，它导致国家统治权力分割，世家大族力量走强；同时发生在此间的民族重整过程，无论南北，中原本土的族群接纳了大量外来和外族成分，形成一个新的庞大而多元的民族和少数民族人群，认同一个文化传统。五、汉以来形成的社会风俗日趋奢靡，导致整个社会人们有一种求富趋利的普遍心态，一代堪比一代，尤其在北魏中期以后，出现以上层社会中心的生活奢华现象引人注目，是内里对物质与精神追求，上承魏晋，下启隋唐。 　　侧重于对每个时期社会音乐文化生活的总体面貌的把握是笔者划分中国中古时期音乐文化发展分期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继承黄翔鹏、赵宋光、冯文慈诸先生的论断而来。黄翔鹏先生明确提出中古分期概念，认为中国中古音乐历史自汉以后，进入了以丝竹清乐为主的歌舞伎乐时期。{3}结合黄翔鹏的后续研究，本文所论及内容从南北朝至唐代是中国歌舞伎乐后期{4}。赵宋光先生认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分期中的第四时期指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是以歌舞大曲为核心，并指出认定这一分期标志还应从其形成的社会音乐文化的根由出发加以分析。{5}冯文慈先生的考虑更为具体，认为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共740年时间是中国古代音乐的拓展基础并再现繁荣的时期。{6}这样的分期为我们建构的历史研究范围，既考虑了社会音乐生活的存在状态，又考虑到音乐艺术自身的本质披露；基于这一分期的研究，我们可以凭借特定时期的音乐和历史这两个要素的转换与分析，来揭示中古伎乐与政治更迭和社会变迁的关系，认定中古伎乐在形态类别上所具有的文化特质与事实存在，探索中古伎乐的创作者和传承者的社会角色与历史贡献。这是笔者研究本论的欲望，我们立足于历时的与共时的相结合的原则，专注于中古时期中国音乐的发展历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框架中研究和理解当时人们所创作的音乐风格如何反映音乐和历史的，进而透过这些现象求证中古伎乐的转型发生。 　　所谓伎乐，或作歌舞伎乐，是一种将歌唱、器乐、舞蹈融于一体的音乐创作和表演形式。这种音乐形式中，歌唱、器乐和舞蹈三者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又都有着各自独立的艺术表现，可以单独表演。大曲是歌舞伎乐的最高形式，有明确的结构布局，鲜明的速度对比，前有引子后有尾声，中间以歌唱为主体的多段体结构，乐曲高潮段落清晰。表演主体一般以女性为主，表演内容多样。历史地看，歌舞伎乐来自先秦的自由民、士阶层的市井之乐{7}， 属于“新乐”，与先秦各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