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变迁：社会经济发展视域下的台湾职业教育.docVIP

专业变迁：社会经济发展视域下的台湾职业教育 专业变迁：社会经济发展视域下的台湾职业教育 梅斯在《职业教育的原理和实践》中指出，职业教育是为学生将来从事某种特定职业做准备的教育。与此同时，《国际教育辞典》则认为，“职业教育是指在学校内或学校外为提高职业熟练程度而进行的全部活动，其包括学徒培训、校内指导、课程培训、现场培训和全员再培训”[1]。前者给出了职业教育的目标——为“从事某种特定职业做准备”；后者明确了职业教育的目的——“为提高职业熟练程度”。“特定职业”逻辑化入教育活动中就是学校应设置的“专业”，而“熟练程度”理论化为“知识与技术”，“知识与技能”教学化为学校应设置的“课程”。职业教育就是通过“课程”实施完成“知识与技术”的掌握，形成“职业熟练”，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实现“特定职业”的准备。从构成上讲，“专业”就是特定“课程”的集合体。正因如此，有学者称，“专业既是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制定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开展招生、教学、毕业生就业等工作，以及为社会培养、输送各种各类人才的依据，也是学生选择学习方向、学习内容，进而形成自己在某一专门领域的特长，为将来职业活动做准备的依据”[2]。因此，采用“专业”形式开展教育活动是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本质所在，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专业变迁是经济社会发展在职业教育活动中的一个指标器，职业教育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互动的反映。 　　一、专业：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的连接点 　　在制度化教育之前，一切可能的和实施的“教育”都发生在实际的人类生产活动中，而此时的社会与经济都比较简单，知识及其技术无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内容还是作为镶嵌在实际发生的劳动中的中介也非常简单。但是，随着人类劳动复杂程度的提高，镶嵌在劳动中的“中介”变得复杂而多样，甚至这些“中介”从劳动中独立出来，并游离于“人”和“劳动”之外。此时，“劳动过程的技术属性取决于劳动资料的技术性质和劳动者驾驭劳动资料的能力，即取决于劳动过程的技术结合”。并且“不同技术性质的工具——机械对劳动者技能、技术需求的不同，本身为劳动者发展提供的机会与限制情况也不同”。这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既同是否需要通过教育训练劳动能力问题有关，又同是否需要通过教育保护劳动能力有关”[3]。“通过教育训练劳动能力”是教育的功能；“通过教育保护劳动能力”则是社会经济的要求。 　　职业教育比普通教育更为直接的目的在于训练“劳动能力”。作为教育的一种形态，职业教育是以明确某种职业为培养目标的教育，是对该职业所需各项知识与技能进行传授的教育，具有明确的职业导向性。职业教育通过“劳动能力”的“训练”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强化了精细化的社会分工，致使社会生产部门和行业不断增多，造成了“人”的劳动专门化，进而使“职业”成为“人”的社会属性的标识物而人格化。因为“从历史角度和组织结构角度来看，职业已在许多文化中成为社会结构中的关键环节”，并且“基于角色的性质在建设和管理社会成员间的关系上具有建设性意义”[4]。教育活动所培养的人最终都落入了社会中存在的“职业”网格中。而职业教育在未开展教育活动之际就将其教育对象放入“职业”网格的某一网点上，具有直接性。这种“直接性”使得“教育、训练、劳动力市场及经济是连结在一起的”，而“在劳动力市场中，供需失调包含质与量的问题，影响供需失调是个复杂的问题”[5]。“质与量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是教育的问题，而供需关系使教育的“产品”尤其是职业教育的“产品”直接面对“职业”需求。这种供需关系以及各自内含的各种因素之间联系可以用图1表示[6]。 　　教育产品供需关系图显而易见地表明了在职业教育活动中存在着约束其发展，同时，又提供发展可能性的“无形之手”——其直接构成者为“生产的结构与大小”以及“劳动力市场”。“无形之手”影响着职业教育产品的质与量，其中，“生产的结构与大小”决定了“教育产品”的规格与规模，而“劳动力市场”决定了“教育产品”对生产的切合度与优秀度。为适应这种供需关系，应在职业教育理论思维中按照社会生产过程中“职业”的不同采取模块化教育。这种模块就是专业。 　　职业领域中“劳动能力”的提高需要教育。而在教育实践中，“专业”以“课程集合”的方式加以区分，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课程集合”，而不同的“课程集合”构建成不同的“专业”，同时，在“课程集合”中课程之间的关系不同也构成不同的“专业”以及“专业”特色。在职业教育中，专业所涵盖的课程是职业的劳动能力从知识与技术角度加以抽象的结果。之所以能进行这样的抽象，主要原因在于：各种不同职业领域中的“劳动能力”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所有领域所共同的——这一部分表现为职业的基础性公共知识，为普通教育所保护与传承；另一部分是不同领域所特有的——这一部分表现为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