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师范大学必须强化特色-综合发展.docVIP

专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师范大学必须强化特色\综合发展 专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师范大学必须强化特色\综合发展 又到了一个开学的时节。当孩子们背起书包或新鲜或不情愿地走进学校时,有着“教师摇篮”之称的北京师范大学(下称“北师大”)也迎来新的学期。论文联盟 　　自2001年起任北师大校长至今,钟秉林和这所百年名校一起走过了将近10年的时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十年的时间,钟秉林给北师大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对于刚刚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6-2020)》中人们普遍关注的教育公平等方面的问题,钟秉林有怎样的见解?带着这些疑问,《中国经济周刊》专访了这位儒雅温和并很少在媒体公开露面的大学校长。 　　 　　师范毕业生已经供大于求 　　 　　在人们的传统观点里,师范院校的学生毕业后只能去当老师或者大部分都走入了教师的岗位,而现在的情况是由于教师职业本身的特点(延续性强等),有许多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在毕业后走向了社会的各行各业。 　　钟秉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社会上新教师的供给已经基本平衡,甚至供大于求了。”据其介绍,以XX年为例,我国师范生毕业万人(包括本科毕业生万人,大专毕业生万人,中师毕业生万人),另外还有万非师范毕业生通过认证获得教师资格证书,累计达万人。而XX年基础教育学校(即中小学)录用的新教师只有25万人,供给量大大超过需求量。 　　“这表明有三分之二的毕业生不是由于自己不想去当教师,而是因为没有岗位,如果规定师范大学只能培养教师,而社会又不能提供充足的岗位时,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钟秉林说。 　　为了适应这样的情况,钟秉林认为:“走综合化之路是高等师范院校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北师大会丢掉教师教育的传统。” 　　但是师范大学的综合化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据了解,目前高师院校设置的非师范专业已占专业总数的60%左右,非师范专业的学生也占到了在校生总数的将近一半。由此也引发了一场综合化发展会否“削弱”或“虚化”教师教育的争论。 　　对于这样的质疑声音,钟秉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不能用僵化的思维方式去看待所谓学术性与师范性之间的关系。”“综合化发展与强化办学特色、提高教师教育水平之间并不矛盾。”相反,钟秉林说:“如果认为培养教师就无需重视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才恰恰会削弱甚至贬低了教师教育。” 　　 　　办学自主权不到位是产生大学“行政化”的现实原因 　　 　　大学到底应该是“学堂”还是“官场”,大学“去行政化”问题曾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今年7月29日,历时两年修改、制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刚刚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6-2020)》(下称《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高校“去行政化”大势所趋。 　　对于此问题,钟秉林强调,在讨论大学“去行政化”问题时,“首先应明确大学行政化的具体内涵及表现形式,明确去行政化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同时要分析大学存在行政化倾向的深层次原因。” 　　“大学行政化,简单来说,就是把大学当作行政机构来管理,把学术事务当作行政事务来管理。”钟秉林说:“如果从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行政化主要体现在政府将大学作为行政机构或行政机构的延伸部门来管理,严格控制,管办不分。”另一方面,从大学内部治理的角度来看,“行政化集中体现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失衡和分割、用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进行替代与压制。” 　　究其原因,钟秉林认为,“大学内部存在学术事务和非学术事务(或行政事务) 两大并行的权力系统,是产生大学行政化现象的客观原因。”而从历史原因上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主要是照搬苏联模式,大学近乎于政府的附属机构,学校在学科专业设置、课程教材标准、学生招收录取、学历学位授予、教师职称评定、办学资金使用等,都必须经过政府批准、检查或审定,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十分有限,也导致了行政化的产生。” 　　钟秉林说:“大学办学自主权落实不到位、政府行政权力缺少监督制约,是产生大学行政化现象的现实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等,都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对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作了明确的规定。”钟秉林说。但对于具体的实施细则,“高校到底应该享有哪些办学自主权、如何保障高校办学自主权等关键问题,仍未有全面和明确的答案。此外,我国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官本位意识突出,也导致一些大学行政人员甚至是学术人员对行政权力情有独钟。” 　　钟秉林表示:“去行政化是一个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