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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民俗学意识表达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民俗学意识表达 一、民俗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在文学界有很多关于文学起源的说法，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文学的发生与民俗产生是密不可分的。文学与民俗密不可分，它们是一种相依相存、互相融合的关系。学术界虽然观点不一，但无论秉持怎样的主张，文学界对民俗活动是文学起源的土壤这一点是十分认可的。从原始社会开始，我们的祖先就不断在创造，他们出于本能的对宇宙的畏惧、敬仰，也在历史车轮滚动中创造了丰富的鬼神文化，并由此出现了宗教活动，宗教活动是最基本的民俗活动和文学活动[1]。《周易》的出现，就是最早民俗与艺术交融的作品与载体。可以说原始初民的宗教活动其实就是一种文学活动。 　　文学工作者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常常取材于各种民俗活动，并在其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出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的文学作品。因此几乎可以断言，民俗与文学是二者合一、相生相伴的。民俗作为文学的中介和渊源，可以说，文学和民俗是相互交融、渗透的，没有民俗这片土壤，文学也就得不到蓬勃的发展，反之，没有文学，民俗也很难得到继承和发扬。它们之间密不可分，相互依存。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新的文化革命时代。20 世纪初正是科学的发展与现代工业的崛起之时，“自然”与“现代”“科学”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局面，这也促使文学创作者们将创作目标定位在民俗生活，将民俗艺术融入创作之中[2]。民俗作为民众的一种生活文化，它讲究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文学创作者对民俗的肯定认可以及选取，极大地促进了民俗学的文学艺术创新、发扬，文学作品也通过民俗学展现了其艺术价值。 　　二、民俗学意识在现当代文学中的渗透 　　民俗作为一种集体文化，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自然环境和文明发展之外，民俗不屈服于权威的人或者事物。因此几乎可以断言民俗是客观存在的，它具有绝对性和永存性。在某个群体中生活的所有人，都将接受到民俗活动、民俗文化的洗礼，并且但凡人，在自然环境中就必须遵守一定的民俗习惯和行为模式。尤其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人们开始觉醒，在文学工作者的创作意识中也自觉渗透了民俗学艺术，正是因为民俗学艺术的渗透，文学作品才算真正融入底层，被广大读者所认可。沈从文、废名等京派作家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中所富有的民俗学艺术和内涵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作品中对于乡风民俗的描写，在有意挖掘民俗文化的同时，更对乡风民俗寄予深刻内涵。 　　比如说沈从文先生在他的《边城》里面描绘了一幅幅诗情画意的画卷： 乡村的自然风光、淳朴的风土人情等等。青山绿水，小桥古塔，在我们看到民风民俗文化底蕴的同时，对比都市工业文明的喧嚣，从文学民俗学视角也看到了沈从文先生致力构建的精神家园以及深邃幽远而宁静淡泊的乡土意境。独特的民俗文化通过文学作品得以展示，同时独特的民俗学艺术和内涵也得以呈现。 　　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冲突，从表象来观察似乎只是生存于自然环境中一些偶然的生活事件的触碰导致的，而我们究其根本，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行为范式等因素影响的必然事件。[3]在我国现当代众多文学作品中，这种文化民俗冲突也是十分常见的。巴金先生创作的《家》《春》《秋》等，其内容不乏对中国传统的“宗族本位文化”和个性解放矛盾的描写。 　　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民俗学意识 　　 文学作品的民俗文化背景 　　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至今，涌现了不少文学思潮，但是不论是寻根文学思潮、乡土文学思潮，还是其他的文学主张，其本质都是对文学民俗化的追求、对生活深层文化背景的认可、对民俗乡风是文学作品的培育基础的认可。 　　 人物塑造中的民俗学艺术 　　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民族集体文化，它体现了不同民族不同的心理性格特征，以及民族集体思维模式。因此现当代文学中但凡出现对人物的塑造，不可避免地要对人物进行民俗化定位。文学创作者只有对人物形象民俗化，才能更好地把握在历史角度上的人物特征，加深对人物的理解和透析。比如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药》中的华小栓得了肺结核，当时社会环境、制度、医学条件导致华老栓愚昧地用人血馒头替儿子治病，通过对陋俗的描写，鲜明地刻画了旧中国民众的麻木心理和典型看客本质，反衬出时代背景下人物的悲惨与孤独。 　　 审美意境的民俗化构成 　　优秀的民俗化作品，抓住了民俗的形、神特点，便达到了民俗艺术最佳的审美意境。审美意境的民俗化构成，首先是民俗环境和人的民俗化行为的和谐统一。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就是很好的例子。阿 Q软弱无知、封建固执的性格是后天的环境所形成的，他的生活环境是偏僻愚昧、思想封建的未庄，阿 Q 无力从行动上改变贫穷困苦的命运，他在无望中创造了所谓的精神疗法。此外，对反抗的懵懂和无知也是阿本文由论文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