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时代台湾电影中的日本想象.docVIP

后殖民时代台湾电影中的日本想象 后殖民时代台湾电影中的日本想象 008年，《海角七号》在台湾热映，引发了一系列针对台湾社会的日本情节的争议。电影既表现了当下台湾的“哈日”文化症候群，又涉及到“日据”时代台湾的殖民地经验，其中呈现的殖民地时期和当下两段时空的交叉结构，充满了对过去殖民地台湾的眷恋，从而具有一种“后殖民寓言”的性质：这是一个重叠了殖民历史与当下体验的后殖民台湾。① 　　从1895年《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到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中间经过了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五十年的时间已经完成了一代人的更替，新生的一代从小生在日本文化的氛围中，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就在这期间开始改变。 　　因而自台湾宣布“解严”之后，陆续出现了众多具有类似“日本想象”的影片，如《多桑》、《一一》、《艋舺》等。这些电影和之前国民党威权统治时代下的“仇日”完全不同，不但表现出成长于“日据台湾”的“殖民世代”的暧昧日本认同，而且也勾勒出台湾“战后世代”混杂于后殖民与后现代状态中的“日本想象”。 　　一、殖民世代的日本认同 　　1994年，吴念真创作了电影《多桑》，其英文标题叫“A Borrowed Life”——借来的生命。“多桑”是日语“父亲”的发音，影片中的父亲，在台湾光复后思想却没有跟着光复，仍尊崇着日本的一切，听日语广播，看日本电影，去日式居酒屋，连最大的梦想都是去日本朝拜皇宫与富士山。身为被殖民的台湾人，却奇妙的认同这殖民者的一切，这样的父亲形象成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一代台湾人的缩影。 　　影片中，处于后殖民时代的父亲总是和子女爆发争吵，光复后的台湾在国民党的统治下，爱国主义教育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多桑身上根深蒂固的日本性使他不断感到来自子女的挑战，为了维护身为父亲的尊严，他选择更加坚持自己身上的“日本特性”，以此来凸显自己作为父亲的权威。一直坚持着“父权”权威的“多桑”，在辗转病榻一年以后，于某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从病房窗口纵身一跳，像风雨中飘零的樱花一样结束了自己“借来的生命”。 　　对于多桑的子女来说，多桑的死其实让他们领悟到多桑身上的历史悲情，在《多桑》的结尾，长子文健携带多桑的骨灰罐，朝拜了日本皇宫与富士山，替多桑完成了一生的夙愿。电影最后打出字幕： 　　一九九一年正月十二日 　　多桑终于看到 　　皇宫与富士山 　　是日 东京初雪 　　多桑无语 　　代“多桑”完成朝圣之旅的子一代自此继承了多桑身上所蕴含的历史记忆： “借来的生命”不仅仅指涉多桑的“殖民化人生”，也象征了整个台湾社会的后殖民宿命。 　　二、战后世代的日本想象 　　《海角七号》讲述了两段爱情，这两段相隔六十多年的的爱情故事把前殖民和后殖民连接在一起，也就连接起了台湾与日本，这样的情节安排无疑展现了作者对于历史的认知及其立场。 　　首先，影片中充斥着大量的日本元素。日本歌手来小镇恒春举办演唱会，当地人为了热场而临时组建的乐队，片中不时出现的日本歌谣插曲，台湾年轻人对于日本歌手的追捧，都反映出日本的殖民文化在台湾留下的印记。 　　其次，《海角七号》的情节设置中，有两条线索，其中的副线是日本战败后，不告而别的日本教师与台湾女孩友子的恋情。通过他在离别后写的十五封情书，观众得以感受到当年他们的恋情。这些浪漫唯美的信件在突出他们感人爱情的同时，无形中淡化了殖民历史的苦难。以个人的命运折射时代的变换，更容易使普通观众产生情感上的认同感，从而在双方之间架设理解的桥梁。 　　再者，阿嘉在片中演唱的歌曲《国境之南》，让人瞬间联想到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国境之南，太阳之西》，这个名字也的确来源于此。村上春上作品里的“国境之南”是一个乌托邦一样的存在，在《海角七号》中，位于台湾最南部的恒春在地理意义上照应了“国境之南”，在内容上同样如此，它被展示为一个台湾本土的“乌托邦”。两个“国境之南”，两种“乌托邦”，反映出台湾对于曾经的日本帝国的无意识模仿。 　　三、“日本想象”产生的原因 　　首先是日本“皇民化运动”的遗毒。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日本靠“皇民化”教育促使台湾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经济的腾飞使台湾人滋生了畸形的民族与国家认同，一些台湾人甚至自认为是日本人。比如在《多桑》中，多桑总是习惯性地用“生于昭和四年”来说明自己的年龄。 　　其次，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不可小觑。日本作为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当时处于落后状态的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本身就就具有地位上的优势，当这种优势通过经济建设表现出来的时候，无形中取得起情感上的优势，从而成功在台湾人心中建立起日本等同于现代性的认知，时至今日，这种思想依然根植在很多台湾人的心中，也就不难解释台湾电影中出现的“日本想象”了。 　　最后，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也是不得不提的一个原因。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