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文化语义学视阈下的语言审美意识分析.docVIP

对比文化语义学视阈下的语言审美意识分析 对比文化语义学视阈下的语言审美意识分析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文化语言学在中国迅速发展，主要以研究语言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为主。 　　语言是文化构成的基础，根植于民族的文化的传承是以语言为基础的。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1]。文化与人类本身联系在一起，即使那些住在保持传统保守习惯、风俗和态度的复杂网络系统中最贫贱的野蛮人亦是如此[2]。习语，一般是指一定形式的词组，包含成语、谚语、俗语、歇后语等，在漫长的语言文化生活中逐渐丰富起来。从内容上看，习语生动形象，反映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认知理念等。形式上看，习语易读易记，有些习语是劳动人民根据生产劳作需要而编成的。不可否认，习语已经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或普遍文化，与其他性质的文化一样平行发展，是经过历史积淀的综合体系。投过习语研究民族审美意识具有普遍意义。 　　二、习语的文化特征 　　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和标识，习语具有自身独特的语言特色，笔者认为至少应有以下几个方面： 　　1、相对稳定性 　　习语的相对稳定性主要表现在语言形式上的统一性。虽然从量上看，习语有着不计其数的例证，并且有些习语的意义正在发生变化，但就整体而言，每一个独立的习语，其表达方式从共时语言学上说，都是处在稳定的状态。不可否认，语言本身处在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因此这种稳定性并非绝对的，单一的，它可以在历时性的研究中被打破。 　　2、语境指向性 　　习语在使用中和语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依赖于语境的习语在脱离喻意或更换语境等情况下意义可能发生改变。例如，“敲竹杠”这一说法，在现代汉语中表示： 利用别人的弱点或借某种口实抬高价格或索取财物 [3]。追本溯源，其最早出处为晚清时期小说家李宝嘉所著的《官场现形记》第十七回：“兄弟敲竹杠，也算会敲的了，难道这里头还有竹杠不成？”在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有着每年“三月三”的民俗文化活动，其中一项重要的项目是千人跳“竹杠舞”表演[4]，摆在地上的一排排竹杠由十几或二十个演员变换节奏地来回敲打，壮族青年在竹杠的空隙之间共舞。这时的“敲竹杠”就摆脱了这一习语本意特征，但可以说成为了壮族文化特有的习语。 　　3、文化关联性 　　作为语言的重要部分，习语都打上了鲜明的文化烙印。文明和文化可以自外部引入或者从内部发展出一些先前不为一个民族所知的概念，就这一点来看，关于语言依赖文明和文化的关掉无疑是正确的[5]。 　　三、习语中的审美意识 　　审美观构成人们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们沉淀的文化心理结构。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克乃夫·贝尔提出了著名的“美”是“有意味的形式”的命题，是消除了利害关系的审美情感。我国哲学、美学研究专家李泽厚先生在其著作《美学四讲》中提到了审美理解的两层含义，其中之一即是对对象内容的认识。“如果你不懂十字架的含义、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天鹅湖、魔笛的情节背景，你就没法看懂、听懂那些绘画、戏剧、舞蹈、歌唱。”[6]不同的艺术种类有着其特有的存在方式。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沃伦探讨了描述和分析艺术品不同层面的方法，总结为八个方面： 　　声音层面，谐音、节奏和格律；意义单元，决定形式上的语言结构、风格与文体的规则；意象和隐喻，即所有文体风格中可表现的诗的最核心的部分。存在于象征和象征系统中的诗的特殊“世界”等等[7]。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学观念往往崇尚将客观融入主观的表现手法。如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等。中国传统书画要追寻的是一种物我与本我的有机统一。如我国传统水墨画的画面布局、线条处理、明暗对比等营造出虚实相生、聚散偏侧的效果。 　　和中国不同，西方民族对美和艺术的认知则强调艺术创作中的再现和模仿，往往重理性，重写实。古希腊著名美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摹仿对象，即艺术创作对象。他说：“既然诗人和画家或其他形象的制作者一样，是个摹仿者，那么，在任何时候，他都必须从如下三者中选取摹仿对象：过去或当今的事，传说或设想中的事，应该是这样或那样的事。”[8] 亚里士多德的美学观点即认为艺术的本质与最高境界是摹仿、再现。“史诗的编制，悲剧、喜剧、狄苏朗勃斯的编写以及绝大部分供阿洛斯和竖琴演奏的音乐，这一切总的来说都是摹仿。”[8]27这种观念随即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文化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例如，英国的哥特式建筑，设计结构严谨，宽敞气派，以及宏伟的尖拱形、尖顶形设计，无不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这种审美元素应用到语言表达传统中尤其是广为流传诵记的习语上，自然就形成了简洁明快，充满理性，逻辑性强的风格。例如，Act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