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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中国文化的乡土社会之根 寻找中国文化的乡土社会之根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与历史学便开始出现合流的发展趋势。前者主要强调人类学研究中的“历史学视野”，后者则突出历史学研究中的“人类学视野”。而无论人类学或历史学，二者均有必要发挥优势互补的作用，形成多元开放的方法论自觉心态，以期更好地逼近研究对象的真实，开拓出新的探讨领域，扩大文化史认知的范围。其中较为突出的，便是研究视野已不再局限于代表精英文化的大传统，在人类学与历史学交叉方法论的启迪下，最能体现百姓日常生活的小传统，也受到了学者的广泛重视，并积累了不少具有学术典范意义的新成果。 　　小传统或乡民社会研究成果的日益增多，当然也与各地大量民间契约文书遗存的发现有关，而同时采取人类学与历史学的方法对相关材料加以认真解读，显然也配合了交叉研究的国际学术发展新趋势。易言之，采取新方法以研究新材料并获得新成果，不仅意味着传统中国社会将会因为新材料的发现而获得更加深入全面的分析与检讨，以国家为本位的固有史学叙事方法将逐渐获得有效的修正，而且象征着大批拥有新的研究范式的一流学术成果将会陆续问世，与立体而复杂的社会文化相应的中国史学将继续扩大或加深其认知范围和研究方法。故特以清水江文书为例，略陈管见如下。 　　一、从“小地方”看“大历史” 　　清水江文书是继徽州文书之后，新近受到重视的系统完整的民间契约文书宝藏。其数量之繁多，保存之完整，种类之齐全，价值之突出，堪称苗、侗、汉各族人民世代积累的文物瑰宝，民间档案文献的巨擘大宗，世界级的珍贵文化记忆遗产，已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①。 　　以清水江为经济文化重要交通航道，分析当地民间契约文书的整体分布传承情况，即不难发现，清水江文书不仅在空间上由交通航运主线逐渐向周边山区扩大分布使用范围，而且在时间上也不断层层堆积并增加了种类与庋藏数量。也就是说，从空间范围看，当地文书主要分布在天柱、锦屏、黎平、三穗、剑河、台江等清水江流域两岸的广大区域，而尤以锦平、黎平、天柱等地庋藏数量最多；就时间跨度而言，则涵盖了自明成化以迄民国近六百年的时间，其中以乾隆以后积累的数量最为丰盛。今存明代文书可考者为成化二年1件、嘉靖九年1件、嘉靖二十五年1件、嘉靖二十八年1件、嘉靖三十五年1件、万历十四年3件、万历四十一年1件、天启元年1件、崇祯四年1件、崇祯十年1件、崇祯十六年1件，主要涉及吐退屯田、土地买卖、断卖租禾、兄弟分关、诉讼纠纷等内容，均为书写要件比较整全的成熟文书②，来源地均集中在天柱、锦屏、三穗等地的自然村落，虽数量不多，仍可据以推断当时积累的数量必定不少，发生的原因则与国家力量的进入与汉文化的传播——主要的载体当为军事移民集团——密不可分，具体产生的年代至迟当在十三至十四世纪之间③ ，可视为不断朝着多元和规范方向发展的后世文书的早期模板原型，尽管随着世运的转移必会增添大量的变异因素，但仍为我们提供了文书学知识谱系空间时间双重关系上的连续性线索，透露了难得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发展的可靠信息。 　　清水江水道战略地位的重要，清初朝廷命官如方显等已有清楚认识：“清水江潆洄宽阔，上通平越府黄平州之重安江，其旁支则通黄丝驿；下通湖南黔阳县之洪江，其旁支通广西。”[1 ]而“洪江为进苗之孔道，可达黔之会同、黎平，是为苗境”[]。虽然方显所谓“旁支”可通广西之说并不准确④，会同亦在湖南而不属贵州⑤，然仍可见当地“左有清江，北既可达楚城，右有都江，南亦接连粤境……顺则一水可通，逆则多方中阻”[]。而清水江作为苗疆地区的重要文化走廊，由于联结了湘、黔、桂三省的广袤地区，且可旁通经黔入滇的陆路驿道主干线，乃是“自黔之黔，自黔之楚、之粤”必经之地[1 ]，不妨视为西南交通的大动脉。历来均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联结汉文化与非汉文化区域的重要作用，促进了中原、江南与西南腹地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往来，成为不同区域人、财、物地理空间流动的重要交通纽带⑥。自明迄清历次清水江河道的疏浚开通，也显示了国家权力力图有效掌控或治理地方社会秩序的意图，奠定了经营开发西南地区的交通物质设施基础，显示了官方行政力量在边远民族地区的存在。有趣的是，清水江两岸各自然村落庋藏的大量契约文书，它们的分布恰好涵盖了黔湘毗邻的相关广袤地带，积淀了乡民世世代代生活劳作的深厚历史经验，乃是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变迁发展的实物见证。因此，如果能在已正式结集出版的《清水江文书》[]《清水江文书系列·天柱文书》[]等重要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扩大清水江文书搜集、整理、编纂和出版的规模，则不仅有利于还原长期被遮蔽的清水江文明固有的社会生活实态①，扩大西南与中原或民间与官方多渠道、多层面频繁往返互动的探索题域，而且有裨于了解华夏文明一体多元整体结构的复杂地域面相，丰富多种社会阶层政治文化力量交织互动所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