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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时代教育哲学的拓展研究 技术时代教育哲学的拓展研究 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中指出，推进教育信息化应该坚持“深度融合，引领创新”的工作方针，并明确“深度融合”是指“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全面深度融合”。同时，把“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水平显著提升”作为今后十年的发展目标之一。我们认为，达成这样的目标，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信息技术融入已有的教育体系，二是用教育理论或原理整合信息技术。目前来看，前者的研究已成燎原之势，后者则相对较弱。教育技术学至今很难与教育学融为一体，即使有部分对技术比较支持的教育学学者，也无非是“工具主义”意识下的支持。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技术影响下的教育，本身就是一个“术”“道”并重的事实。造成这个状况的重要原因，也许是由于教育学领域内缺少技术哲学话语。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基于技术哲学的教育技术哲学研究，是有价值的尝试之一，但这类工作多发生在教育技术学领域，传播也往往局限在该领域，难以打开教育学的大门。有没有办法向“门内”渗透？最可能的平台之一，就是“教育哲学”课程或者是相关专著。若能将技术哲学的思想有机地融入教育哲学之中，情况或会逐渐好起来。 　　这样的逻辑方式，并非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呓语，而是可以从教育哲学的“时代意蕴”中获得有力支持。教育哲学是一个时代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精华，是一个时代的哲学观点在教育中的体现[1]。教育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地更新人们的理解方式，不断地获得对教育意义的新的表达[2]。在当今这个“技术时代”里，技术已经对人类的生存状况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直接左右人类命运的力量，是存在的天命。而且，技术正在或即将成为哲学反思的中心话题。这种中心地位表现在，技术不是诸多问题之中的一个，而是使所有问题成为问题的那种问题[3]。同时，现代技术对教育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均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值此境遇，技术理应成为教育哲学关注的焦点之一。然而，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长期以来，技术则若有若无地游离于教育哲学的边缘，处于“历史性缺席”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上，人们需要对教育哲学这门学科的视野作重新的审视与界定，进而从观念上构建一种适合于技术时代的思想体系，以帮助人们从教育观念上实现变革、超越和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突破。 　　一、技术时代教育哲学拓展的理论准备 　　在西方哲学史上，哲学一直以理论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科学认识论是其重要的研究内容并且具有很强的传统，而对具有更强的实用性与经验性的技术则不予重视。技术即无思，是一种知识贫乏的活动，无哲学研究之必要[4]。即使有人惊叹于现代技术影响之广泛与深刻，但也认为这种影响主要来自现代科学的运用，现代技术工程被看做“应用科学”。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哲学中出现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把研究视角转向了与人类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5]。也就是说，哲学的视野从理论转向了实践。与这种转变相呼应，20世纪的绝大多数思想家与哲学流派都尤为关注与人类实践活动密切相关的技术问题，并形成了一批内容与方法各异的技术理论。 　　“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是19世纪流行至今仍有很大影响力的关于人的本质论述。芒福德在技术哲学界首次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对此提出了质疑和反驳。芒福德提出了以心灵为首位的“人是心灵制造者”的人的本质的论述[6]：脑而不是手是人类进化的关键；符号而不是工具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优势所在；游戏而不是劳动是影响人类所有文化的基本因素。芒福德还从人类学的角度把历史上的技术分为多元技术和单一技术。他认为人与技术协调发展的多元技术逐渐被以“巨型机器”为代表的单一技术所取代，产生了“机器的神话”，人被沦为机器的奴隶[7]。 　　埃吕尔的技术自主性思想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前后曾做过重大修正，但始终紧紧依靠两大理论基础来展开[8]：第一，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已变成了一个“技术社会”，在这个技术社会中，所有的一切都由技术所组成，所有的东西皆为技术而存在，所有的事物也都是技术；第二，如果从技术哲学的角度来看，现代技术已经形成了复杂的“技术系统”，技术按其自身的规律、沿着自己的道路向前发展而不承受任何外部的评判和约束。 　　自称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当然不会放弃对技术这一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现象的批判。霍克海默把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批判理性，并认为工具理性日益昌盛，批判理性日益衰微。理性逐渐丧失了解放的功能、批判的功能，退化为一种技术的效能。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还探讨了技术与统治的关系。他们认为，借助于技术手段，统治者的意志和命令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的心理，为被统治者几乎毫无反抗地接受。马尔库塞深刻揭示了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意识已消失殆尽，技术的统治无处不在，不仅个人成了丧失否定性和批判精神的“单向度的人”，社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