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文学的审美理念.docVIP

日本古代文学的审美理念 日本古代文学的审美理念 日本书面文学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八世纪。在漫长的文学发展历史中，其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全体的统一性，或者说“历史的一贯性”①。具体而言，文学形式和文学审美理念不是以旧换新，而是旧中补新，持续发展。比如，短歌作为抒情诗的主要文学形式有超强的生命力，从八世纪的31音的短歌，到十七世纪以后俳句这一新的形式加以补充，二十世纪以来则常用长自由体诗型，直至今日短歌依然是日本抒情诗的主要形式之一。文学理念方面，上古时代的“真实”以其朴素性成为日本古代文学的根本精神，进而演变为平安摄关时期的“物哀”、到古代后期，融入中世的“幽玄”、 “空寂”和“闲寂”、近世的“风流”，成为日本不易的美学思想。明治以后直至近代，歌人依然重“哀”能作者求“幽玄”茶人尊“闲寂”艺人倾“粋”。 这些美的理念不是随着时代的终结而消失，而是被新的时代所吸收，与新思想并存，成为日本美学发展史的河床。 　　日本文化精神从萌芽初期，首先表现出以原始“万物有灵”的神道思想为根基的“真实” 的朦胧意识。所谓“真实”， 既具有如实呈现的、写实的“实”，又蕴含着道德的、感情的“真”，是朴素的真实，原始的纯情，如童心般的境地。“真实”思想最早在上古无文字记载时期的言灵信仰上反映出来，从咒语、歌谣、祝词、古代神话传说这些原始的文学形式，围绕生与死的主题，表现了人的最初生活意识和最原始的愿望，再经过八世纪《古事记》《日本书纪》和最早和歌总集《万叶集》等作品的洗练，逐渐形成了“真实”的理念。这种重视真心和真诚的“真实”流贯于日本文学始终，成为日本美学思想的根底。 　　平安时期开始在“真实”意识中萌发“哀”的理念，逐渐演进为情趣化的“物哀”美学思想。记纪所记载的神话、歌谣所表达的对国家、民族、集团性质的“真实”感动，是对自然、神灵的共同感动而产生的“哀”， 不是单纯个人的情趣，至《万叶集》后期，逐渐开始产生抒发个人情感，反映朴素的真情实意。平安时代的日记、随笔以反省自己为动因，表现自然的内观世界。紫式部以“真实”作为根底，深化了主体感情，创作的《源氏物语》被视作“物哀”文学的先驱，更新了上代的美学精神。这种“物哀”是心物相接受到感动后的喜怒哀乐诸相，是形式和内容浑然一体的调和，涵有现实的理想化，成为当时美学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理念的主流，又超出文学领域，影响到古代日本人的精神和行为规范。如日本人对大自然的钟爱如日本文学纤细、优雅的文风。平安时代中期，源于“真实”的“物哀”美学思想的完成，代表了纯粹的日本本土精神，确立了日本文学的美的价值。 　　时至日本中世的镰仓时代，“物哀”融入了当时兴盛的禅宗的重悟性好闲寂的精神，当将带有神秘色彩的“悟”融为富有情趣的艺术来进行象征性表现时，便形成了这个时期美学的最高理念——“幽玄”。“幽玄”一词源于中国唐代骆宾王的“委性命兮幽玄”，其后包括佛法在内的一些文献典籍也用此词，以示幽微、玄妙之意。传到日本后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改变，日本最早见于平安时代《古今集》真名序中的歌学用语，当初被用作“超俗”“神秘”之意，以示和歌之风韵、雅趣。到了中世，被尊为新古今时代歌坛领袖的藤原俊成，起初把它当作超越“姿-词”的余情美，在此基础上，以藤原定家的和歌、心敬的连歌、世阿弥的能乐美学论为中心，各个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文论家又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构建了中世的美学体系。“幽玄”开始成为日本文学精神后，它的内容有静寂-妖艳-优艳-平淡的变迁，与素材的写实相比，更重视抽象本质的把握和情调的折射，形式上重言外之意的余情、余韵，如同绘画中的生动气韵。和文学方面，和歌中所现的平淡与清新，军事物语中人生的虚无与哀怨，能乐中的情趣与幽邃，随笔中的平易与寂寥，都体现了佛禅的幽深、玄妙。这种余韵-余情-气韵生动是日本文学精神的重要方面，并渗透到日本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日本三弦音色单纯，但余韵悠长；舞姿舒缓简素，但富有张力，不乏流畅美。尤其是茶道，努力在狭小的茶室里，努力创造出一种枯淡、幽寂的氛围，使茶人充分享受无即是有，一即是多的余情与幽韵”②，典型地体现了禅的精神与趣旨。幽玄扎根于“物哀”和佛教的无常观的土壤上，并与余情等因素逐渐融合成了以“幽玄”为中心的“空寂”美学理念，并将这种美学精神更深地引向“不易常住”的内面世界，乃至能乐的轻“词”重“心”，“以心传心”，深化“余情”的内面性，最后抽象为“空寂”的“无”的美学。 　　这种幽玄精神，与松尾芭蕉俳句的“闲寂”相通，是相似的情感象征，只是幽玄的情趣内容中有空寂-妖艳等的变化。而“闲寂”导出的哀婉的余情表现中蕴含着“余韵”“细腻”“轻妙”③，是“不易流行”。所谓“闲寂”是在中世以来的幽玄基调上，融入枯淡闲寂的情趣，经由西行、慈圆、宗祗的努力，终由芭蕉完成，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