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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对古代文学感兴趣的领域 浅谈我对古代文学感兴趣的领域 已记不清读过的第一首诗歌是在什么时候，是哪一首。只是不知何时起，每每读着别具独特韵味的古典文学，整个人都会安静下来，心也为之沉淀，好似融入到诗歌所蕴含的意境之中或是体会着诗人的心境，随之哀随之伤随之喜随之悲。所以在填报研究生专业时，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古代文学。能够学习自己感兴趣并热爱的，是一件幸福的事。 　　我向往自由，追寻着率性而不受束缚的世界。于那个“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中，有一群士人令我撼动，令我景仰。他们纵情任性、独立特行、回归自我，他们表现了个性精神、实现了自我价值。 　　魏晋是历史上罕有的乱世，政权更迭，杀戮成风，文人命运多舛。可也正是由于政权体系和思想体系的双重崩溃，使诗人们在苦难中将目光投向了个体自我，开始思索个体生命存在的生命价值，造就了这个文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魏晋时期文人身上体现出率真脱俗、潇洒自然的人生态度和避世超俗、蔑视礼法的言行风范，整个时代张扬着一种慷慨奔放的气息。这一时期以独特的文学质地在古代文学史上闪耀光彩，这就是“建安风骨”。建安文人直面现实人生，关心社会政治，透露出严肃的人生态度和强烈的责任感，所作诗作中流露着浓郁的悲天悯人的态度，以及深厚的忧患意识。建安文学内容真高刚健端直，情感梗概多气悲情，极受后世所推崇。 　　建安文学面向自己，也面向社会，面向人民，在建安七子的诗文中尚有大量关于社会残破图景的描绘，对人民的苦难寄予深切的理解和同情。而正始文学则更多地面向自己，表现觉醒的自我意识的个性形象，并加以理思的升华。“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走向了“清峻遥深”的竹林风度。 　　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一代士人，在现实生活以及创作实践中表现了他们的“竹林风度”——任性而为，率性而发，放浪形骸，不做作，不矫情，拒绝礼法的束缚，寄情山水，以玄思之法品悟自然之美，将身心交付虚静、灵趣、自由、和谐的意境。然而，他们并不能超脱现实，面对惨烈的现实，他们做不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想冲淡渊放而不能，实不能而又时时企仰。这种矛盾冲突必然引发深沉的痛苦。阮籍旷达无羁、不拘礼法。他车迹穷恸哭而反；他用金印敲开美酒仓库；他为素昧平生的女孩哭的淋漓尽致；他向吊唁客人白眼相对。试问天下谁人能做到如此狂放率性，不为世俗所拘？而天下名士少有全者的残酷现实又给他增添了一种欲言而不能的苦闷。阮籍“不与世事，酣饮为常”，将自己的心意深深地掩盖起来，用“忧思独伤心”的八十二首《咏怀诗》，集中而突出地抒发了那一时代文人们深广的忧思。 　　比起阮籍诗中的“归趣难求”，我更欣赏嵇康清峻通脱的真性情。读他的《琴歌》，令人也随之有“超自得”“任去留”之感。他“越名教而任自然”，本于内心，顺于自然，坦诚地做人行事；他心中的人生境界是摆脱约束、回归自然、享受悠闲；他性情冲淡玄远，即便在刑场也只奏一曲绝唱《广陵散》从容赴死。阮、嵇融玄学于文学，开拓了一种新的诗歌境界，形成了一种清虚高旷自然悠远的诗风。魏晋名士不再去问社会功利、文坛褒贬，不再去问世俗目光、礼教规范，只在玄谈和奇行中求幽虚飘逸，沉浮于自给自足的游戏状态，在宁静和孤独中发现独立精神活动的快感。 　　这样一个时代的文人，在乱离中感伤，在感伤中消释，在消释中走向萧散，走向渊放，走向自然，走向陶潜。 　　我喜欢自然不雕琢、唯美真情的美好文字。最爱一首陶渊明的《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人们普遍欣赏“采菊”两句，我却偏爱前两句，用最平实的语言道出了人生哲理，即使在喧嚣人境，心也淡然如菊，只因“心远”。大多学者认为隐士是自己被动地逃避政治，逃离世俗，选择了孤独与冷清，而我认为是隐士自己内在的性格和气质，一种过于强烈的独立和自由倾向，导致了他不得不选择孤独。但隐士不一定就陷于孤独。 　　陶渊明四十一岁时放弃了彭泽县令的职务，回到了庐山山脚的老家。不久他作了一篇《归去来辞》赋。在这篇文赋中，那种从囚笼中放飞而出的欣喜心情，一千六百年后晰可闻见。他躬耕、爬山、做诗、喝酒。他的晚年贫困而又凄凉。他有时甚至出门乞借粮食以度时日。但他仍然写诗，写他钟情的自然和田园，写轻舟之上衣袂翩翩，晨曦雾霭中绿色浮动，写水流细微，呼啸吟诵。他对自己窘困的生活际遇淡然置之，对死亡与万物的主宰同样淡然置之。“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是季羡林先生毕生的座右铭，经历过了世间的种种才会有着这种返璞归真的人生态度罢。在陶潜看来，生与死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一个人的意志无法加以改变与驾驶的过程。人只能是顺应这个过程，从自然中来，最终又回归自然。他的诗与他的人性一样自然而又纯情。与魏晋时期的名土们相比，陶渊明少了一些沉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