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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边界：公共卫生史研究的新视角 跨越边界：公共卫生史研究的新视角 公共卫生是通过有组织的活动以保护和增进人群健康的科学和技术，涵盖了预防疾病、促进健康、提高生命质量等所有与公共健康有关的内容。19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日益加深，现代意义上的卫生理念不断传入，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也逐渐酝酿、发展。学界有关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研究，得益于近年来医疗卫生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推出了不少论著。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公共卫生史研究引向深入，如何从新的角度、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开辟公共卫生史研究的新局面，就是一个值得关注与思考的重要问题。令人欣慰的是，河北大学范铁权教授新著《近代科学社团与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就是这方面的大胆尝试。该书30余万言，利用大量原始资料，以公共卫生为切入点，对民间科学社团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关系进行细致梳理，力求揭示科学社团在知识构建及卫生实践中的角色和功能。全书史料翔实、内容丰富、脉络清晰、立论公允、新见迭出，具有视角新、方法新等特点，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一、问题意识与学科互涉 　　谈及卫生问题，自然是与医学密不可分，卫生史的研究也与医学史的研究相伴而行。然而，在史家的眼中，“一部卫生史关乎的不仅是医疗和健康的演变，而且是社会和文化的变迁”。]19世纪中叶，伴随着西学东渐，现代意义上的卫生观念开始传入中国。在当时来华的西方人眼中，中国是“流行疾病的源泉”，严重缺乏公共卫生观念，于是他们展开力所能及的活动，以改善中国的卫生状况。这中间，传教士做出的贡献尤多。一些来华的传教士，特别是医学传教士如伯驾、德贞等人纷纷开展疾病诊治和预防工作。他们不仅是卫生工作的实践者，也是新的卫生学说、观念的传播者。他们的活动，对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近代化起了重要作用。民国以后，人们对卫生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公共卫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生事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同时，学界对公共卫生史的研究也随之展开。民国时期就有很多相关论著出版，如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王吉民、伍连德合著的《中国医史》、马允清《中国卫生制度变迁史》、李涛《医学史纲》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学界又陆续出现了一批研究论著，如范行准的《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中国医学史略》、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陈海峰《中国卫生保健史》、邓铁涛《中国防疫史》等。这些论著，大都是从医学史的角度展开研究，对公共卫生问题多有涉及，推动了公共卫生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医学界研究的展开，也引起史学界的关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在学科互涉的新趋势下，历史学与医学、公共卫生学展开积极对话，这不仅拓展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也促进了史学理念与方法的更新。从罗芙芸关于近代天津卫生研究的力作，到梁其姿等人“华人社会的卫生史——从传统到现代”研究计划的提出，表明卫生史已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新世纪以来，大陆史学界对于卫生史也给予了很多关注，推出了很多重要的论著① 。其研究的特点，如余新忠教授所言：“目前内地史学界有关卫生史的探讨主要是从医疗社会文化史、城市史和中外关系史特别是来华传教士史研究等三个角度切入的。”这些论著，对于卫生概念、卫生防疫与检疫、卫生行政都有所探讨，从对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整体考察，到公共卫生管理的不同领域，都有涉及，主题日渐深化、多样。 　　不过，上述公共卫生史的研究，一般是立足于国家卫生行政，对民间组织特别是社团的作用则关注较少。正如论者所言，在近代公共卫生史研究中，“反映社会力量参与疫病应对和公共卫生建设的有不少，但是专门性的探讨并不多”。对于社会力量特别是社团与公共卫生事业的关系，彭善民在《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一书中，对各类民间社团在推动近代上海卫生事业上的贡献给予肯定，并认为，“与政府强制执行公共卫生政策相比，社团公共卫生的宣传，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种平等的关系之上，有时更具感染力或影响力”。彭善民的研究，表明了各类民间社团与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密切关系，但限于该书的论题，并没有展开深入探讨，但这提示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在这些民间社团中，各类科学社团的活动尤为引人注目，从早期传教士成立的各种团体，到民国时期社团林立，呈现一派繁荣景观，他们以一己之力，致力于卫生知识之构建，在不同程度了促进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因此，从科学社团史角度入手，以公共卫生为切入点，尝试就民间科学社团与中国公共卫生之关系进行细致梳理，力求揭示民间科学社团在公共卫生知识构建及卫生实践中的角色和功能，无疑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 　　范铁权教授长期从事科学社团史研究，从博士论文关于中国科学社的个案研究，到对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的宏观考察，学术视野不断拓展。作者注意到近代科学社团尤其是医疗卫生社团，在构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知识体系中扮演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