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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中国战略文化的贡献
邓小平对中国战略文化的贡献摘要:战略文化是近年来被广泛关注和研究的领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对中国战略文化做出了诸多贡献,主要表现在:市场经济“中性论”与国际关系理论拓展了“和合”文化;“一国两制”思想是对“大一统”观念的创新;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促使我国传统战略文化发生嬗变。
关键词:邓小平;传统战略文化;贡献
中图分类号:D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269(2016)03-0088-03
“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动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1]。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灵魂是和平、统一、防御,特别是极其强调统一观念[2]。战略文化并非静态,而是在历史进程中发生着嬗变,其内涵日益丰富。邓小平作为战略家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战略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邓小平的市场经济“中性论”及国际关系理论对“和合”文化的拓展
“和合”文化是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贵和尚中”、“和为贵”与“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重要内容[2]176-177。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战略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邓小平,擅长从不同的理念、制度、利益之间找到能够交集融合的结合点,达到新的统一,从而实现其伟大的理论创新。
市场经济“中性论”是对“贵和尚中”的发展
我国传统文化讲究“贵和尚中”。“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无论治国、安民,大至社会、民族,小到家庭、个体,和谐都是一种理想状态、理想境界。为了促其实现,就需要倡导仁者爱人,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注重人格修养,要像古人所呼唤的:“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和”要与“中”联系起来,以利于把握、运行,所以古人有“致中和”的说法。“中”就是中庸,“中”指把握准确的度,居中不偏,无过无不及,恰如其分,既要到位,也不过分;“庸”指平常、正常,切合实际,易于实行。古代哲学家讲“执两用中”,把握事物两端,并在矛盾对立中寻求统一、和谐、平衡。
邓小平的市场经济“中性论”[4]丰富和发展了“贵和尚中”的理念。他首先揭示了市场经济不是哪一种社会的专利。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前总编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兴达时就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济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5]其次,他认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既然是资源配置方式,那么其性质就是中性的。他对市场经济“中性论”的概括,科学地界定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两对内涵不同的范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一对范畴要回答的问题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其实质是社会基本制度。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一对范畴要回答的问题是:社会各种资源通过怎样的手段或方法分配到社会各部门中去,即资源配置方式。他指出,“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6]。“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6]203。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和手段的认识,突破了长期形成的市场经济姓资不姓社的传统观念。
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和为贵”与“和而不同”思想的新拓展
“和为贵”是儒家的思想,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孔子看来,社会各等级的秩序要以礼制治之,而行礼的标准则应是以和谐为贵。但这并不意味着,凡事都要以和谐马首是瞻,或牵强附和而不受礼的约束。换言之,在礼所规定的等级差别不能被打破的底线之上,社会关系、人际交往一定要以和为贵。千百年来,中国人继承了这一思想,以“重和”的精神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但是“和为贵”思想主要适用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巩固政权的目的。而在“和而不同”的思想中,“和”强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的构成的统一整体,“不同”是指不同的事物,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利益,它们是具有差异性的。“和而不同”就是既要使不同的事物统一起来,又要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同”与“不同”的界限就在于是否由相同事物的结合而又承认各种事物的差别、对立、矛盾的存在。
邓小平的国际关系理论,突破了民族的狭隘眼界,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谋求和平,即谋求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文种的融洽与和谐,是对传统“和为贵”与“和而不同”思想的新拓展。他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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