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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上市公司解散之司法程序浅探 ——股东破解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方式 杨 有 仑 （2007年1月） 案例 W有限责任公司由两个法人股东和三个自然人股东出资成立，其中法人股东H公司持有51%股份，Y公司持有17%的股份，其他三个自然人股东所持股份数额不等。W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由大股东H公司委派，其他股东共同选派一人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公司承担着为向社会公众和周边企业提供供暖供热服务的工程项目，被政府列为当年要为群众办的实事之一。公司在运营中控股股东与其他中小股东之间的矛盾日积月累未能化解，严重影响到公司正常经营玉管理，致使工程进度迟延。2006年1月新《公司法》施行后，控股股东H公司以《申请书》形式向法院“申请”解散W公司，将其他四个中小股东列为被申请人，将W公司列为第三人。法院参照破产案件并以特别程序受理此案，向其他四个股东以及W公司送达听证通知，决定以听证方式而不是庭审方式处结此案。由此引发对本案程序的诸多争议和思考。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解散公司之诉英采取何种程序审理？是否可以参照适用破产程 序或特别程序？ 二 诉讼当事人的如何确定：1 控股大股东是否能够作为提起解散 公司之诉的原告？ 2 如何确定被告和第三人？ 3 谁可以代表公司出庭应诉？ 在《公司法》修改前，事实上“僵局”现象在相当多的公司中普遍存在着，股东之间失去了起码的信任和包容以及合作的基础，相互矛盾冲突难以通过内部机制化解，日积月累达到了针锋相对的程度，导致股东会或董事会无法有效召开，公司决策和管理机制都陷于瘫痪，任何提议都总是遭到对方否决，无法形成任何有效决议。在公司只存在两方股东且持股比例相差不太悬殊时，这种僵局尤其容易形成。但由于当时的立法对于公司僵局的解决并无相关规定，缺乏相应的依据，法院在当时情况下面对公司僵局纠纷案件一般都是采取回避和拒绝的态度。从而使得股东们在无望的内耗中倍感痛苦却无可奈何，除非一方实在熬不住而宁可利益受损也被迫退出公司。2006年1月1日起修正后的新《公司法》开始施行。其中第一百八十三条关于在形成公司僵局的情况下持有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请求通过司法程序解散公司的规定，无疑给众多陷于僵局却又无奈的公司股东带来了解脱的希望，确立了司法救济途径，成为股东破解公司僵局的有力依据。但同时，因其规定不够具体明确，凸显出实际操作上的障碍和困难，这在程序方面尤为突出。前述案例就是笔者亲历的一案。实际上，直到本文完稿之日，仍有许多法院为等待更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而拒绝受理此类案件。但此类纠纷又确是大量存在亟待寻求司法救济。在立法上未能提供具体法律规定、亦无相应的司法解释情况下，本文试图结合上述案例对此类新型案件的司法程序问题作一点粗浅的探讨，同时以此求教于大方。 一 公司解散之诉的性质。首先，股东将公司内部纠纷求诸司法途径解决，表明股东之间的分歧已极为严重，对公司事务及现状的理解和表述也存在争议，甚至很可能对于公司是否已陷入僵局、是否需要通过用司法手段解散公司来解决都各执一辞，因而若不通过普通诉讼程序就难以查明事实，难以做出准确的裁判。同时，解散公司意味着原公司法人资格的终止，与其相关的公司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亦随之终结，公司内外的各种法律关系亦随之解除或变更。如果说公司章程就是当事人之间的合同，那么，请求解散公司实质上就是解除合同；如果说起初股东合意成立公司类似于男女结婚组建家庭，那么请求解散公司之诉就类似于请求解散家庭的离婚之诉；由此可见解散公司之诉既不是确认之诉，也不属于给付之诉，而应属于变更之诉，应适用普通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审理结果对实体内容应以“判决”形式体现，（除调解结案的以外）或判决解散或不准解散。案由宜定为“公司解散纠纷”，归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第二部分“权属、侵权及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纠纷”中“股权类纠纷”的一项。本文所举案例适用特别程序没有法律根据，不属于民事诉讼法所列举的特别程序适用情形中的任何一种。 公司解散案件审理程序也不同于企业破产程序，因为破产程序主要是查明公司资产现状和债权债务，组织清算，分割剩余财产等，而公司已持续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已是无争议的事实，故无需开庭审理；而公司解散案件则在公司是否确已陷入僵局、是否确无其他解决途径以及当事人是否存有恶意或严重过错等关乎判决结论的重要实体问题上，往往存在严重争议和分歧。而原告所诉的事实及其所提交的证据是否能够确认等也必须通过普通程序的开庭审理方能查明。若采用破产程序或特别程序，实际上不仅影响到案件事实的查证，也使当事人失去了通过上诉纠正一审错误的机会——由于解散公司事关公司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