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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公司的自由与强制2005年10月27日通过的公司法修正案，增加了一人公司的有关规定，可谓是众望所归。公司法修改之前，很多学者皆主张我国应承认一人公司，与其无视其存在的事实，不如让其浮出水面，对其加以规定，这样会更有利于公司的发展与完善，促进经济的发展。似乎增加了一人公司，就能解决原有的实质一人公司中所有的问题。新《公司法》确实用了七个条文对一人公司作了规定，构成了对公司社团性的突破。但这一规定，能真的有利于解决原有的问题，而不能产生新的问题吗？ 一、一人公司[①] 的自由性规定 现代社会丰富多彩的一人公司实践早就摧枯拉朽地突破了公司的社团性限制。自从列支敦士登1925年《关于自然人公司的法律》第637条公开承认一人公司，一人公司制度便如同星星之火，逐渐燎原。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自1981年起允许设立一人有限公司，《股份法》自1994年起允许设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此前一人公司早已暗渡陈仓，数量不菲。据估计，1980年前德国每4家有限责任公司中就至少有1家公司由实质一人股东组成。法国亦自1985年起允许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并自1994年开始允许股东一人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欧盟许多成员国已经开始承认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为推动各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欧盟理事会于1989年12月21日通过了《关于一人公司的第12号公司法指令》，并要求各成员国在1992年1月1日以前按照该指令的要求，修改本国公司立法。 日本1990年修改《商法典》，允许投资者设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删除了股份公司之设立应由7人以上发起人的法律限制。同年，日本修改《有限责任公司法》，删除了该法第8条有关有限责任公司最低股东人数的要求。 我国台湾地区曾常见“人头股东”（名义股东）拥有一股的情形。为符合企业经营实务的需要，我国台湾地区2001年11月修改《公司法》，公开承认一人公司。只不过，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包括所有民事主体，而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仅包括政府和法人。 我国1993年《公司法》从公司社团性出发，要求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2人以上、50人以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为5人以上。对设立意义上的一人公司采取了 “原则禁止、例外允许”的态度：原则禁止法人、自然人设立一人公司，破例允许国有独资公司和外商独资公司。因其惟一股东是国家，国有独资公司当然是一人公司，而其设立主体又严格限制为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部门。外国投资者也可依《外资企业法》在中国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现实生活中，常有投资者为规避禁止设立一人公司之规定而寻找名义股东。此即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使得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显名股东与公司、显名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纠纷不断，法律关系紊乱。[②] 我国新《公司法》顺应了时代潮流，对一人公司作了规定。新《公司法》规定一个自然人或一个法人可以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旧《公司法》相比，这是有关一人公司的的最大自由，即新《公司法》允许设立一人公司，从而使一人公司得以浮出水面，无论自然人还是法人均可以根据新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设立一人公司。由于一人公司的股东只有一个，因此其没有股东会，由惟一股东行使股东会的权利，对于公司法有关多元化股东之间的权利制约与平衡的机制无法适用，但这也是一人公司的优势，它的经营方式与组织方式都可以因此更为灵活。如果一人公司的运营良好，将会极大的推动公司的发展。 二、一人公司的强制性规定 相对于新《公司法》有关的自然人或法人可以自由设立一人公司的规定相比，有关一人公司的强制性规定更多。这是因为，从立法者的本意来看，一人公司毕竟不是典型的公司形式，它只是异化了公司形式，但由于其事实上的存在，以及存续过程中的不可避免性，因此，一方面要允许其存在，另一方面，又不能能使其成为公司的典型，因此需要对其加以控制。一人公司相对于普通公司来讲，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当一人公司的合法性得到法律确认后，大量出现的一人公司，必然导致另一种意义上的“皮包公司”的出现，这将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另外，一人公司的股东与其所设公司之间容易出现财产、人格等方面的混同，从而会使股东容易利用股东责任的有限性来侵害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基于以上认识，在《公司法》不承认一人公司时，其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一人公司浮出水面，从而承认实践中所存在的各种一人公司形式，使现实中的有关问题有相关的法律来解决，但当法律在规定了一人公司的设立后，其所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使其趋利避害，对其加强监管。 基于这一立法思想，我国新《公司法》有关一人公司的规定，大多为强制性规定，其具体表现是： 1、从主体上看，一人公司只限于一个自然人或一个法人设立，这相对于草案中没有限制一人公司的设立主体，显得较为保守。与旧《公司法》相比，只是在投资主体上增添了自然人和法人，对于非法人企业则没有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