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刑事诉讼的结构.docVIP

试析刑事诉讼结构 内容提要：目的决定手段，本文试从刑事诉讼目的来探究刑事诉讼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先后论述了西方国家诉讼结构，阐述了我国原来诉讼结构的不足，从而，提出对诉讼结构进行改革的必要。我国刑事诉讼结构应顺应世界潮流，建立起以职权主义模式为主，当事人主义模式为辅的新的刑事诉讼结构。 关键词：目的 结构 改革 意义的相对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目的性是人所特有的自觉能动性的一种表现。但是，人提出目的和实现目的，都必须以客观的因果性和规律性为前提或根据，并且要受人自己的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即是，我国刑事诉讼目的应在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和刑事诉讼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也应在借鉴和比较西方国家积极的成果经验上提出。目的与手段是源与流的关系，目的决定手段，手段是实现目的的现实力量，确立目的须在认识手段的基础上，手段能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有效的作用也必须以目的为指引。刑事诉讼结构也正是在刑事诉讼目的上产生，发展和完善，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重要手段，同时，刑事诉讼目的提出与实现又受到刑事诉讼结构的制约，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的。本文试从刑事诉讼的目的谈起来研究刑事诉讼结构。 — 、刑事诉讼目的决定刑事诉讼结构 我国刑事诉讼目的，是指刑事诉讼所担负的使命，通过立法及贯彻实施所期望达到和实现的理想结果。［1］一个国家刑事诉讼目的，是由这个国家的性质及其本质所决定的。基于对刑事诉讼目的历史的考察，对国家和社会的特定需要以及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可以将我国刑事诉讼目的概括为，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以实现法治，保障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整个社会秩序稳定。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的具体目的，而保障国家法律正确实施以实现法治，维护宪法政治制度及其所确立的社会、经济以及生活秩序，是刑事诉讼根本目的。正如台湾学者黄东熊教授认为：“虽然刑事诉讼法具有发现真实和保障人权之两个目的，但其根本目的则—亦即，维护现有体制”。［2］刑事诉讼根本目的是刑事诉讼具体目的实现的综合体现，也是国家设置刑事诉讼制度的内在动因和主动追求。刑事诉讼通过具体案件正确实现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目标。由此可见，我国刑事诉讼根本目的实现有赖于具体目的实现，具体目的实现是为根本目的实现服务的，我国刑事诉讼根本目的与具体目的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指导刑事诉讼立法、司法和理论的研究。 但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诉讼主体不同，利益基础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一具体目的经常会发生倾斜，是把惩罚犯罪作为主要目的，还是把保障人权作为主要目的，或者虽然视惩罚与保障为同等重要的目的，但在惩罚和保障之间不可避免存在着对优先目的选择，而这一具体目的是刑事诉讼所特有的目的，在考察刑事诉讼结构时，重点也应放在刑事诉讼具体目的与刑事诉讼结构的关系上来。在人类刑事诉讼发展历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无法回避的矛盾倾向。一方面，司法机关为了满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需要，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手段去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惩罚犯罪，实现刑法的任务；在另一方面，刑事诉讼具体目的也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的需要，尊重和保护个人基本权利，因此在刑事诉讼中也制定一系列程序和规则，以免公民权利因司法权滥用而受到侵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处罚和保障为犯罪的人通过合法程序进行公正适当的惩罚。任何一种刑事诉讼法都不会单一地把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作为其目的，但是，在对待惩罚和保障的关系上，则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刑事诉讼结构上。不同的目的决定着不同的结构模式，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主体和价值取向所代表的力量的平衡，始终是一个无休止的充满矛盾运动过程，无论多么精确细致的法律都不可能去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冲突。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无论在任何时间、空间范围内都存在着主次目的之分，如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制度采用维护国家安全优先的目的体系，决定其采取职权主义结构模式，而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以保障公民的权利，以人为本位的自由优先的目的体系，决定其采取当事人主义结构模式。因此，立法者应立足本国国情，根据自身统治的需要和客观情况。在考虑到倾斜度不同的前提下，为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者寻找一个最佳的契合点，促使两者协调有序实现。我国刑事诉讼基本上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