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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的简要评述 　　经济增长是世界各国经济的关键问题之一，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更是特别为人们所关注。因此，现代经济学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及制度变迁理论，都对经济增长的源泉及内生机制进行了分析。 　　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马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被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出现的标志。但是，由于哈罗德一多马模型假定资本报酬率是常数，这就间接地假定了资本和劳动在增长过程中不能相互替代，从而使均衡增长的条件（有保证的增长率＝自然增长率＝实际增长率）难以满足。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在仔细研究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之后，放松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定，从而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是封闭的，仅研究某一国家的经济增长，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经济和外生技术及其收益不变为其理论假设。该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长期看可称之为唯一的动力。另外，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假定各个国家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同样的技术，因而各国间没有技术水平的区别。该模型由此得出结论：各个相互独立的国家有很强的使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趋于一致的倾向，在各国间要素可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将增强这一趋势。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它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发生技术进步，同样它也无法解释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和实际人均GDP? 增长率的差异。 　　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充分吸纳了经济增长研究的最新成果，克服了在增长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性，为经济增长理论带来了生机和活力。罗默认为，生产要素的收益问题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是导致其失败的原因。因此，在他提出的增长模型中放弃了这个假设。在罗默的增长模型中，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不仅进入了生产函数，而且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它们不仅能形成自身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递增的收益保证着长期经济增长（罗默，1986）。卢卡斯的建模思想和罗默稍有不同。他的增长模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把资本划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卢卡斯认为正是各国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各国在收入和经济增长率方面的差异，扩大经济的开放度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吸收新技术和人力资本，从而更快地实现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卢卡斯，1988）。 　　制度学派对经济增长则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诺斯，1994）。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交易费用的降低，而降低交易费用的关键在于制度变迁。现代经济增长中的许多新问题，如公共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经济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等等，都在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找到了解释。因此，应当承认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如果生产纯粹是一种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工程关系，那么产出的任何变化，除了那些随机扰动导致的外，都将是投入变化的结果。然而，可观察的生产函数一般是一种经济关系，而不是一种纯工程关系，因为每一种可观察资源的使用密集度，取决于劳动者和管理者的经济决策，这些决策是他们对制度安排、获利机会等等的反应（林毅夫，1990）。基于这一理由，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不会没有影响，我们必须将制度作为解释变量引入生产函数才能更完善的进行增长的因素分析。 　　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是伴随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而发展起来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中最为主流、传统的方法就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索洛提出的索洛法，此方法将把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显示的引入生产函数，估计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结果中不能被劳动、资本投入解释的部分称为“索洛剩余”，并认为“索洛剩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索洛，1957）。此后乔根森、丹尼森等人对索洛法进行了改进：一方面是提出了一些测算收入和资本、劳动等投入的新方法；一方面是根据增长理论的进展引入了一些新的解释变量，如人力资本等。在本文中，我们将制度作为一种增长要素引入生产函数，估计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制度变迁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市场化和国际化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成分从单一走向多元。在计划体制下，我国长期以国有经济为主，在许多领域甚至是国有经济一统天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改革以来，上述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