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大萧条”与美国文化.docVIP

大萧条对上百万美国人来说是一场悲惨经历，动摇了许多人对自身、国家和前途的坚定信心。经济危机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工业时代社会经济的尖锐批评，同时也更加强化了某些传统价值观念，坚定了人们对许多传统目标的追求。大萧条酝酿的不仅是一种危机文化，也是多种文化的并存。 萧条时期的价值观 20年代的经济繁荣和工业增长对美国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至少从主流文化看，人们享受到生活富足和消费时尚，并由此强化了个人幸福的重要意义。因此不少人确信，艰难时代的痛苦经历一定会对整个国家的社会价值观念产生深远影响。 不过从整体上说，美国社会价值观在大萧条时期似乎变化不大。许多人在艰苦时代反而更注重传统观念和以往的生活目标。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和海伦·莫里尔·林德夫妇曾在20年代出版著名的印第安那州曼西镇调查报告（《米德尔敦》，1929），30年代又返回这里跟踪该镇的发展。他们将调查结果写成另一本书--《米德尔敦在变革之中》（1937），指出从大多数角度看“米德尔敦的文化本质没有改变……。米德尔敦的价值观仍与1925年的价值观大体相同”。更重要的是，米德尔敦的男男女女（其他美国人也一样）仍继续奉行强调个性的美国传统观念。 萧条时期最容易受到冲击的观念就是个性观念，即坚信个人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任何聪明勤奋的人都能获得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危机的确动摇了美国传统的“成功信念”。许多人开始向政府求救；许多人将灾难根源归结于企业公司、权贵人士、国际银行和“经济保皇党”。但大萧条最终没有真正改变人们的成功信念。 危机时代的勤劳和个人奋斗观念体现在许多方面，至少表现在那些在大萧条时代受害最深、突然间失去工作的善良劳动者身上。有些人表示愤怒并激烈抨击经济体制，但更多的人似乎在责备自己。30年代站在局外观察美国的外国人无不感到惊讶，人们对失业的反应如此被动，许多人甚至闭门不出，羞于面对自己失去工作的现实。这也许是为什么30年代没有失业、基本象以前一样生活的人发现自己很容易忘记社会上曾出现过经济危机。有时萧条的现象并不明显，因为失业者都隐藏在家中，不愿将所谓的个人失败展现在世人面前。 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人仍热切坚信个人努力能够重新获得富裕和成功。戴尔·卡内基的《如何交友并影响他人》（1936）是一本提倡个人进取的自助手册，曾是那十年间最畅销的作品之一。卡内基指出，个人进取不仅是通往成功的一种途径，而且是改善自我、适应环境的最佳途径，也是按他人的观念理想合理调整自身的最佳途径。卡内基说，个人进取的方式是使自己溶于群体，使他人同样感受到自身价值。哈里·爱默森·福斯迪克是一个新教神学家，他同样提倡积极乐观的思考和个人自发的进取，他的系列广播演说吸引了大批听众。 当然，并非所有美国人都以自责的态度对待大萧条时代的危机。不少人坚信他们面对的经济问题是社会弊病而非个人过错，需要整个社会采取某种必要措施。这种观念在美国文学艺术创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萧条时代的作家和艺术家 20世纪初许多进步派“发现”各城市普遍存在的贫困现象而倍感震惊，许多人看到美国30年代的乡间贫困也感到同样的震惊。最有效揭示这种贫困程度的是一批记实摄影家（很多人隶属30年代政府机构“农业保障局”）。他们到南方各地调查，真实记录了农村生活的现实。罗依·斯特赖克、沃克·埃文斯、亚瑟·罗思坦、本·沙恩、玛格丽特·伯克-怀特、多罗西亚·朗兰等人对农民家庭及生活环境进行深入研究，深刻揭露了经济环境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不少作家同样从20年代沉溺于个人忧伤转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厄斯金·考德威尔的《烟草路》（1932）深刻揭露了南方乡间的贫困状态，以此改编的舞台作品成为百老汇常演不衰的剧目；美国重要黑人小说家里查德·怀特的《土生子》（1940）暴露了都市贫民窟居民的生活困境；约翰·斯坦贝克的一系列小说描写了工人和移民在加利福尼亚的悲惨经历；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猛烈攻击；戏剧家克利福德·奥德兹的《等待老左》（1935）详细展示了激进派的改革诉求。 然而在30年代最为普及的文化成果是将人们的注意力分散于大萧条之外。这些成果通过30年代的两种最有力的大众传播方式接触到美国听众和观众--广播和电影。 广播 30年代几乎每一个美国家庭都有一部收音机机。无论是大城还是小镇，收音机已象桌椅一样成为客厅中的常见家具。即使在尚未通电的边远地区，人们同样购买收音机，想听的时候从汽车电池上借用电源。 听收音机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私人活动--人们在家里独自收听或与家人一起收听，并非是一种户外公共活动。但在某些社区，听收音机通常也是一种集体经历。年轻人把收音机放在自家前廊，邀朋友一起闲坐、谈天、或跳舞。在都市贫民区，许多没钱参加其他社会活动的人会聚在街头或后院，一起收听体育比赛或广播音乐会。对家庭来说，收音机经常使家长和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