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公益訴讼的基本模式研究.docVIP

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模式研究 ---以中、美、德三国为中心的比较法考察 肖建国 内容提要：民事公益诉讼模式取决于一国的法律传统和司法政策。新模式的导入为民事诉讼形式的创新提供了契机。在目前代表人诉讼被搁置、集团诉讼无引入可能的背景下，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应采取民事公诉为主导，实验性诉讼、团体诉讼和公民诉讼为补充的模式。选择路径具体而言是：确立实验性诉讼、拓展民事公诉和团体诉讼的适用范围、引进公民诉讼。 关键词：公益诉讼 集团诉讼 实验性诉讼 团体诉讼 公民诉讼 民事公诉 以民事诉讼所保护的权利、利益的性质为标准，民事诉讼一般有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之分。当然，这并非一种严格的学理分类。从各国的情况看，私人为了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近年来不断增加，这种状况被比较法学者认为是民事诉讼今后最主要的发展，这种变化可能给民事诉讼的形式和特性带来巨大的变化。在中国，自1996年1月出现第一起公益诉讼至今，公益诉讼在中国的发展己逾十年。近年来，随着一些公益诉讼案例的出现并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公益诉讼逐渐成为理论界、司法界、市井百姓讨论的热点话题，并且日益频繁地出现于各种媒体报道中。公益诉讼不仅被理解为保护那些超越了个体利益、私人利益之公共利益的诉讼形式，有时也用于指称一种承认纸上的法与实践中的法之间存在差距的法律观念，即当法律对某个特定群体规定了一定的保护措施后，正式条款可能由于逃避、漠视或者敌意而无法发挥作用时，司法介入就有助于确保遵循现存的规则和标准。公益诉讼( Public lnterest Litigation)当前己成为一个符号、一种大众性的话语机制，通过公益诉讼改变公共讨论的主题，给予缺乏权利保护手段的人以关注和声音，提出新的改革目标。对于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而言，公益诉讼有时是进入政治生活的惟一或者最不昂贵的入口，为他们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合法的途径。 一、群体诉讼中的集团诉讼模式 德国公法学者莱斯纳认为，基于现代社会生活现象的多样性，不能将公益与私益视为相反的概念，两者应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概念。多数人的私益可以形成公益，公益由私益组成，不能绝对地排除私益。其中，有二种私益，可以升格为公益：一是不确定多数人的利益。一是具有某种特别性质的私益等于公益，如涉及私人的生命及健康方面的私人利益。国家保障私人的生命、财产和健康，就是公共利益的需求。保障这些私益符合公益的目的。二是通过民主原则，将某些居于少数的私人利益形成公共利益。莱斯纳所提到的二种可以上升为公共利益的私人利益的确具有启发性，能够为我们分析私人诉讼与公共利益的关系提供理论上的支持。笔者认为，尽管公共利益是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它和私人利益不可等量齐观，私益与公益相冲突，而且服从于公益。因为公益是团体的利益，团体由多数人组成，位阶高于个人，而且公益持续的时间比私益更加久远。不过，也要看到，公益与私益也存在紧密的联系，部分私益诉讼能够直接实现公益目标，因而可以上升为公益诉讼。这一点在群体利益保护的诉讼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一)扩散性利益的司法保护与公益诉讼 所谓“扩散性利益”( diffuse interest) ，即事先没有任何的关系而只是基于特定的事实原因才产生联系的人共同拥有的一种超越个人的不可分的利益。这种利益相对于个人的利益而言具有整体性的特征，它不是一种单纯的利益的集合，而是多个人共同享有的一种利益。比如享受洁净空气的利益、获得真实的广告的利益、享受安全产品的利益等。这种利益都是属于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不属于特定的个人或者机构，它实际上包含着一种社会公益的性质。因扩散性利益的争议引发的诉讼，日本学者往往称之为“现代型诉讼”。现代型诉讼的当事人人数众多，具有集团性或扩散性，并且大多是因为被告的活动而受到加害或加害危险的市民(消费者、居民)；与此相反，被告则主要为国家、公共团体或大企业等。现代型诉讼的显著特性在于，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的内容，不仅包括损害赔偿，还包括预防性禁令。前者通过向人数众多的受害人支付巨额赔偿金(惩罚性赔偿、制裁性赔偿)，给原告以经济性刺激和资助律师费用等作用，来发挥抑制损害的功能；后者非常明显地体现出预防侵害的诉讼动机，近年来数量上呈不断上升趋势，在司法救济法上出现了由损害赔偿转向预防性禁令的日号。德国汉堡大学H·盖茨(Hein Kotz)教授在描述现代型诉讼时指出：“原告不仅主张自己的利益(多数的场合是很不的权利)，而且还尝试排除与原告处于同一立场的利益阶层的人们的扩散的片断性利益的侵害(但从整体来看，或许并不是那么广泛的侵害)，这是该诉讼的特点所在。换言之，这种诉讼的对象不是以私人权益为中心的私人之间的纠纷，而是针对某种公共政策的存在方式的不服。” 现代型诉讼给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日本著名法学家新堂幸司教授精辟地指出：如果说传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