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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判文书的功能与风格（代译序）傅玉林 随着我国审判制度改革的日渐深入，裁判文书的价值逐步获得广泛认识，裁判文书在排泄、吸附、挥发纷争，执行、阐释、创制法律，凝结、体现和培养法官素质等方面的作用无可取代，因为“不管法院的宪法地位如何，最终的书面文字是法院权威的源泉和衡量标准 ”[2]。从法学研究的角度看，由于裁判文书浓缩了审判（或诉讼）程序制度、司法制度[3]、以及构成司法制度运作环境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因而成为窥探一国司法制度和诉讼文化的窗口。 然而，综观目前围绕裁判文书改革所进行的种种探索，似乎尚未走出原有的思维模式和制度框架。在制度的层面上，以最高法院新近颁布的《刑事裁判文书式样》为代表的改革成果，虽然宣称溶入了新《刑事诉讼法》的精神，比如增加了被害人陈述的位置以示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等等，却仍未走出格式化的窠臼，填充式文书的内在缺陷决定了“千案一面”的状况无法真正改变，无论是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还是法官的司法独立地位，都被限制在这样格式化式样的狭小空间而无法真正得以体现[4]。至于裁判文书改革所追求的审判公开、以审判公开所保证的审[5] 相比之下，许多地方法院和法官在推进裁判文书改革方面迈出了更快的步伐，他们不仅制作出一批融规范化与个性化于一体的质量精良的判决书，而且对不同裁判文书的写作方法及其制度基础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检讨、分析、思考和探索，但是，这些理论探讨依然主要停留在技术层次，缺乏对决定裁判文书结构和风格的法律制度、价值目标、法制理念和法律文化背景的深入探究，特别是在崇尚和借鉴国外裁判文书风格时，信息的只鳞半爪和观点的以偏概全妨碍了裁判文书改革研究在更高层次上达成共识，一些裁判文书的改革措施甚而走入误区。 我们编译这本裁判文书旨在为我国裁判文书改革提供一些背景资料，然而，必须看到，由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爱德华兹自己选择的这些在他看来最具“代表性”的法律意见书，是在具体法系和法制传统、具体国家法律制度、具体社会文化背景、具体（上诉审）程序功能和特定法官的个性特点……下所具有的“代表性”。如果我们对时时影响着这些裁判文书风格的因素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那么本书的价值可能和其他一些支离破碎的外国法信息一样，会加深“盲人摸象”类型的读者对外国裁判文书的误解。于是，译者以这篇系统讨论裁判文书不同功能、结构和风格的[i] 裁判文书面对不同的读者而发挥着不同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定位依赖于司法制度和诉讼法学基本理论。因此本文关于民事裁判文书的研究将从民事诉讼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入手。[6] 一、民事诉讼标的与裁判文书宣示法律关系的功能 诉讼标的[7]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客体（简称诉讼客体）概念内涵的关系，经历了一个重合、分离、再趋于一致的发展过程。在大陆法传统诉讼标的理论中，诉讼标的与诉讼客体的含义是相同的，均指“诉讼活动所要解决的事项”，亦即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这一被写入1989年《辞海》的权威观点后来遭到不少学者的批评。批评者认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一切主体的诉讼行为共同指向的对象，既包括实体法内容，也包括程序法内容；而诉讼标的只解决当事人请求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不包括案件事实，也不包括程序法内容。 然而，随着新诉讼标的理论的出现和发展，诉讼标的与诉讼客体的内涵在当事人诉讼请求和法院审判对象的这一意义上又达成了新的一致。[8]新诉讼标的理论把诉讼标的从实体法关系中完全分离出来，形成“诉讼法上诉讼标的”的概念，原告提起诉讼只需主张其所希望的法律后果或实体法地位，这一请求只是并非实体法权利。二分肢说把诉讼的声明结合原因事实作为诉讼标的的识别标准，即原告提出的案件事实仅具有诉讼法上的意义，须经对方当事人答辩、法院审查和评判之后才能成为确定争讼法律关系的依据。于是，诉讼标的即成为由当事人提出、经审理程序[9]加以证明、最后由法院予以裁判的对象，这一内涵与诉讼客体已近乎一致，而这种一致性与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相结合的“融合主义”诉讼程序模式的理论主张具有内在逻辑联系。从诉讼标的理论和诉讼关系理论各自研究的对象、目的和侧重点来看，区分诉讼标的和诉讼客体仍具有意义，因为诉讼法律关系理论与诉权理论相结合，全面研究法院与当事人之间以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力/权利和义务配置关系；而诉讼标的理论与既判力理论相结合，主要确定当事人请求及法院裁判的效力或约束力（当事人请求对法院裁判对象的约束力、法 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中，能够与上述诉讼标的二分肢说及其所主张的混合程序模式论相一致的是“两类关系说”。“两类关系说”实际上是传统“三面关系说”的变体[10]，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