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戏班的人类学探析.docVIP

民间戏班的人类学探析 ——以广西全州县红洲农民“鸳鸯”戏班为个案 宾 昕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6） [摘 要] 广西全州县红洲农民“鸳鸯”戏班是一个既演桂剧又唱彩调的民间演艺群体，对地方戏剧的传承与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笔者基于两年的戏班演出现场考察，采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客观描述民间戏班的形成与发展、内部构成、经济动作，并揭示戏班与民间信仰、人生仪礼习俗的互动依存关系，从而展现民间戏班强大的草根生命力和社会文化功能。 [关键词] “鸳鸯”戏班 内部构成 经济运作 民间仰信与仪礼习俗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基金项目：本文是“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Innovation Project of Guangxi Graduate Education ）的研究成果之一 编号：2010106020501M79 作者简介：宾昕（1975——），女，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批评研究。 广西 桂林 541006 引言 过去对戏班及演出活动的人类学考察与记录较之于剧本与音乐等艺术研究极为薄弱，这种没有把戏剧演出者以及戏班置于特殊显要位置的研究必然造成戏剧研究的片面性与局限性。20世纪30年代，齐如山的《戏班》成为戏班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的开山之祖，作者对北京京剧戏班的生存状况作了翔实的记录，这“是有关中国戏班以及演出状况最早、也是最可靠的一份文献。”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人类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在中国的研究与发展，戏班的人类学考察逐步升温，众多的研究论文与专著使戏班研究呈现一派勃勃生机。如张发颖的《中国戏班史》（1991），作者按编年史的顺序从乐户制度、教坊勾栏戏馆、戏班组织与演出活动及其与艺术生产的关系等全视角建构了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论述戏曲班社发展的历史”；新世纪以来，傅谨先生的《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和研究》（2001）颇受关注。本书作者基于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渐江台州地区复苏的20多个民间戏班所进行的长达8年的戏班跟踪考察，详细地描述了台州戏班的历史与现状、戏班的内部构成、经济动作、演出剧目与演出形式，揭示了民间戏班拥有顽强生命力的文化渊源。 人类学是研究人的科学。它不仅研究不同种族的起源及其不同的生活习性、宗教活动、语言艺术，更要研究有史以来直到今天在工业世界的城市或农村里生活的人们及其族群。戏班是一个独特的人类演艺群体，它既要以演出戏剧为谋生手段，又承载着某一剧种或多个剧种传承与传播而进行舞台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历史使命。戏班的生存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族群流动等密不可分。因此，本文突破单一的审美视角，以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视角与研究方法对活跃于湘桂交界的全州县红洲农民“鸳鸯”戏班的生存方式进行了全面的透析。 一、红洲农民“鸳鸯”戏班的形成与发展 桂剧与彩调是广西桂北最有代表性的地方戏。桂剧形成于明末清初，关于桂剧的起源，多数学者认为“桂剧发韧于祁剧，是祁剧的蜕变，”“桂剧来源于徽调，是徽班在广西落地生根后的产物。”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曾指出：“桂剧的底子是徽班戏，以后又与祁阳戏结合成了现在的形式。”彩调形成于清代中叶，是在广西民间歌舞和说唱文学的基础上结合了湖南花鼓戏的艺术元素而产生的。关于彩调的起源，学界也有的“影响说”与“移植说”。桂剧高亢、悲壮，做工细腻，多为武剧，而彩调清新鲜活，富有生活色彩。 关于“鸳鸯”戏班的形成，文献记载上有三种说法：一是审美变形。民国三年（1914年）至1927年，彩调从农村进入桂林城，很快在城市里兴盛起来。这期间，为了适应市民的审美消费需求，彩调与桂剧进行艺术审美变形，桂剧融进了彩调的表演动作，而彩调采用了桂剧的装扮，因而出现了既演桂剧又唱彩调的“鸳鸯”戏班（或称阴阳班）；二是禁唱花调。彩调进城后并没有像桂剧那样受到统治阶级的喜爱，对于这股“山野吹来的风”，他们噤若寒蝉，认为表演男欢女爱伤风败俗。在1927—1933年期间，国民党反动政府多次严禁唱花调。因此，彩调班艺人或加入桂剧戏班里唱桂剧，或兼演桂剧的传统大剧目以作掩护而组成半戏半调的 “鸳鸯”戏班；三是戏剧救国。在国内战争时期，桂剧与彩调同呼吸共患难成为莫逆之交，各地组成多个“鸳鸯”戏班唱戏。彩调艺人演桂剧，桂剧艺人唱彩调。不管是哪种说法，“鸳鸯”戏班的形成使彩调与桂剧之间，无论剧目还是表演唱腔等都有了互相渗透的现象。表演上，彩调吸收了桂剧诸如武生亮相、跑马步，武打程式、生角水袖、吹须、跌扑等动作，以及扮相、服装方面的长处，桂剧亦从彩调中吸收如花篮舞、划船、彩带、蚌螺等之类舞蹈动作。 成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全州县红洲农民“鸳鸯”戏班正是在这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1998年，全州县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