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初的廉政制度及其历史启示.docVIP

论明初的廉政制度及其历史启示 引 言 在中国刑法史上，明朝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封建王朝,其特别之处，当属严刑峻罚贪官污吏。尤其是明初，表现得最为充分，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元朝法纪废弛的教训，朱元璋非常重视完备立法。早在开国之初，他就命亲信李善长及其他儒臣着手制定《大明律》，经过数次修改，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颁行全国。除《明律》外，明初还专门制定了惩贪特别法《明大诰》。此法因由朱元璋亲自编定，故又名《御制大诰》。惩治贪官污吏的严厉程度在历史上是罕见的。重用死刑，恢复肉刑，推行株连，在一定时期起了很大的作用。严厉的刑事制裁，使各级官吏“居职惴惴，惟恐不能奉法恤民”，“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吏治焕然……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明初的廉政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后期,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极端强化,法律权威的丧失,廉政建设也因此而失败。明初廉政法制建设重视廉政立法,严于执法,重视道德教化和法制宣传;其不足主要是过于强调刑法的威慑和惩治作用,过于依赖皇权,缺乏综合性治理。所以明王朝廉政法制失败是必然的。 明初廉政制度的主要内容 明王朝开国之初，经过长期的战乱，国力疲惫，田园荒芜，民不聊生。但仍有许多大小官吏利用职权，大肆侵吞赋税、官粮，索贿受贿。为巩固刚刚建立的政权，深受“刑罚世轻世重”影响的朱元璋对贪墨之徒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惩罚措施。 鉴于元朝法纪废弛的教训，朱元璋非常重视刑事立法。早在开国之初，他就着手制定《大明律》，经过数次修改，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颁行全国。为体现朱元璋“重典治吏”的思想, 《大明律》特设《受赃》篇集中规定官吏犯罪及其惩罚;还专设《课程》篇,以规范官吏的行政行为;《职制》篇将官吏的权利与责任挂钩,严格约束官吏的非法行为。《明律》对惩治贪官作了极为详尽的规定。虽然它脱胎于《唐律》，但在惩贪方面要比《唐律》繁细得多：《唐律》对官吏犯赃罪未设专篇，只是隶属于《职制》篇，《明律》特设了《受赃》一篇，并具体分为“官员受财”、“坐赃治罪”、“事后受财”等11个种类。此外，《明律》又在《户律》篇中增加了“揽纳税粮”、“冒支官粮”等法条；在《课程》篇中还有19条惩贪条款。实际上，惩贪法条在其他各篇中都有所见。与《唐律》相比，《明律》的惩贪条目所占的比例要高得多。可以说《明律》把惩贪的法网覆盖了各行各业、方方面面，其详尽程度在历代法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除《明律》外，明初还专门制定了惩贪特别法《明大诰》。此法因由朱元璋亲自编定，故又名《御制大诰》。《大诰》共四编——《大诰一编》、《大诰二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于洪武十八年至洪武二十年之间颁行，共236条，“通过颁布《大诰》诸峻令,朱元璋把重绳赃吏政策推向新的高度。”。这四编《大诰》的颁行不是偶然的。它是适应明初统治阶级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需要而产生的。朱元璋采辑官民过犯的实例，著为《大诰》四编，对“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四编《大诰》共二百三十六条，以“法外加刑”的残暴手段，从下述几个方面来强化明王朝的专制统治：(1)扩大与加强皇权；(2)严厉打击赃官劣吏与地方豪强；(3)大力加强对人民的统治。《明大诰》同时也是一部严惩赃吏的案例汇编，可以看做是一部判例法。之所以说它是特别法，是因为它的量刑幅度要高于《明律》，其法律效力也高于《明律》，可“以诰破律”。朱元璋通过对这些真实而典型的案例的编纂，一方面为官吏们提供了一些活生生的反面教材，起到了“俾为官者知所监戎”的警诫作用，同时，他借助于对这些案例的分析和评价，阐述了自己对贪污犯罪的刑罚观点。这些观点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形成了凌驾于《明律》之上的另一部法律。这些周密的立法，为严惩贪官提供了充分而必要的前提条件。 实行严刑峻法 明代法律，尤其是《明大诰》，惩治贪官污吏的严厉程度在历史上是罕见的。（1）重用死刑。这一点不仅表现在适用死刑的数目之多，标准之低，而且还表现在执行死刑方法的残酷。《明大诰》所列的死刑有凌迟、袅首、弃市、剥皮等。（2）恢复肉刑。历史上早期肉刑，经过汉唐两次轻刑改革，在法律上早已绝迹。但在明初，朱元璋不但重新复活了断足、去膝、阉割等肉刑，而且又增加了截手、剁指、挑筋等新的肉刑。如洪武十九年（1386年），刑部官员胡宁等人大肆接受贿赂，放纵囚犯代办公务。事发，朱元璋亲审此案，将胡宁判处刖刑（断足）。（3）推行株连。明初大兴连坐法，一人犯赃，株连数百，甚至族诛。如户部侍郎郭恒贪污案，除本人被处死外，株连部下数百人均被处死，而下狱定罪者则达数万人，被称为明初四大公案之一。明王朝是在元末农民起义的烽火中建立的高度专制的封建政权。其开国之君,朱元璋亲眼目睹了元朝统治者的腐败与堕落,深知没有清明廉洁，就没有明王朝的长治久安。集中体现明朝立法成就的是《大明律集解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