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之眼”错置的空山.docVIP

“水墨之眼”：错置的空山 ---------对水墨现代及后现代问题的追问与再识 崔灿灿 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伴随着当代艺术在合法化、资本化、市场化方面取得的进展离我们而去。然而，与当代艺术曾结为“盟友”而又被视作“伪军”的“实验水墨”仍面临着极具复杂、艰涩的道路，新的样式和思想以及各种挑战令人应接不暇。 新的十年所产生的特殊情境使得“水墨艺术”的生存和境遇本身更为复杂和琐碎，更难以索解和把握。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交织与共生加剧了“水墨”这一概念或主体的破裂和异化。导致这一问题的成因同样也在于：沉积于上个世纪的水墨问题依然左右着新的10年，各种完全相异的文化、价值、形态在政治、经济、社会的衍变之下展开多样的碰撞、交流、汲取和排斥。而渗透各种着启蒙思想、科学实证、艺术自律、政治意识形态、身份之争、学科边界的观念与价值体系像幽灵一般，在“水墨”作品和“水墨”理论中随时登场。错置的“水墨”世界早已超出了上个世纪那些神圣的、单纯的“东-西”“传统-激进”“民族-国际”“自律-开放”等二元对立式的现代命题。 如若说上世纪“水墨艺术”是一部中国传统艺术的改良史，倒不如将其理解为由“现代化”所主导的一部开放式的“观念史”。在这样一部“观念史”中，改良显然是一种无法自圆其说的温馨的暧昧式回忆。人们不难从中嗅出荡涤了百年的激进情绪，那种带有历史决定论嫌疑的口吻不停的反复强调着“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的对立语式。我们可以从上世纪的一些“水墨艺术”中寻找到这种“现代性”语式和理论之下的作品，其大致可以分为几类：1、追求真理的客观性，利用科学实证、普遍性及写实主义的手法；2、追求正义的自律性道德，利用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结合意识形态、道德标准所形成的前卫、批判的反映论；3、追求纯粹审美的自主性艺术，类似于“为艺术而艺术”“艺术自主”这种经典式的现代形式主义。然而，在梳理了这三种发展方向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貌似异途的截点，却又具有殊途同归之处，即：植根于欧美大陆的现代性所带来的“进步”与“求新”。 即便是最为“温和”的形式主义也难免逃离“艺术自律”背后带有目的论和功利性色彩的现实诉求和政治背景，上世纪80年代初的形式启蒙，也是基于社会现实主义所强制打造的形式单一化和语言固定模式的反驳。然而，在形式启蒙的别处，另一种“艺术自主”的温床滋生了90年代的寄生于传统文脉之中的“新文人画”。对于“墨戏”与“趣味”的讨论随之展开，反应最为强烈的依然是飘荡于历史之中的现实主义反映论式的前卫批判，历史的轮回在于这种所谓的新的“历史批判论”再次滑入与之批判对象（社会现实主义）所相同的道路。“水墨”依然是各种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在不同时间、空间展开的激进主义思潮和传统势力的角斗场，“依仁游艺”终归走向了“经世致用”。 讨论并不局限于“水墨艺术”内部的清理与界定，它依然源自于上世纪那根救亡传统的稻草“现代性”，以及将变革本身作为“强国”首要价值的心理期待。我们将视线触及“水墨艺术”现代转型的脉络，从“美术革命”“中国画改良”到“改造中国画”至“85新潮中国画穷途末路”“架上结构”，这不断上演的激进主义热潮，都显露出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溃败，现代工具理性的胜出。然而，这场胜出并不意味着那些隐含着历史决定论所祈求的美好图景已然展现。“水墨”现代转型所带来的弊病，依然具有和欧美同位的普遍性：“专业化 ”和“世俗化”在“水墨艺术”中的尖锐冲突；“进步”和“创新”带来的新事物使得“水墨艺术”始终处于一种倍受煎熬的纠葛与选择之中；“水墨艺术”物质属性与精神观念的深度对立和异化；传统信仰、人文价值、语言系统的全面崩塌；“水墨”技艺的丧失与之所带来的“本体”恐慌与“媒介”身份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不仅取决于中国的特殊情境和非理性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白热化与极端化，它却也在“水墨艺术”中演练了“现代性”自身的悲剧。“养虎为患”的“现代性”不断的自己反对自己传统，自己超越自己旧习，永不停歇的追逐，没有终极的未来。 棘手的问题总是需要解决，内部“现代性”因素的积累与生长所引起的自主变革总是不及外部理论刺激来的那么痛快。后现代主义的大船停泊于这场仍未完结的“现代性”改造现场的码头，一种全新的理论模式被引进，似乎它成为那些阵痛的麻醉剂。“身份问题”成为“水墨艺术”重新入主“现代性”“国际化”的机遇，“实验水墨“也在这个时候被应急式的提出。在问题提出的基础语境之中，理论家们罗列了诸多“水墨”现代转型的现状与危机，并试图以此解决“水墨艺术”在成为世界语言的进程中，在牺牲传统特征和语言系统的同时，又区别于其它艺术语言、特征的独立性。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对独特感觉、独特的观照世界方式的强调，加之“当下性”“可能性”的提出 ，“水墨艺术”因具有特殊的“身份问题”和作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