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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灵魂修订稿 朱金才 王 坤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喊出了“砸烂孔家店”的口号，因为儒家思想代表了封建专制文化。而当代中国却又掀起了儒家热，许多国家开设了孔子学院，这似乎显示孔子的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更有公认的”国学大师”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孔子开创的儒家的以”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伦理道德。 其实，儒家的以”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伦理道德，不是中华文化的灵魂。儒家的伦理道德有三个”纲”——总规则：”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夫要妻休，不得不休。妇女有”三从四德”：”在家从（服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并以此讲究妇容、妇言、妇行、妇功（针线等伺候家人的基本功）。这的确是封建专制思想，所以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要”砸烂孔家店”。这一封建思想早已被革命所扫荡，在中国消亡，因而不能贯穿中国古今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灵魂。中国文化的最为本质、最具有特性的东西应该是贯穿于中国文化发展全过程——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不朽的灵魂，而不是兴盛于一时却已经在历史上死亡的东西，不是已经腐朽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伦理外壳。 “六纪”即是说对待父辈、诸舅、兄弟、族人、师长、朋友六种人应有态度，要”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还有”五常”是为人的五种常规标准：”仁、义、礼、智、信”。这倒有一定道理，是任何社会都要涉及的普遍问题。但其含义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解释、要求，总是旧瓶装新酒。譬如今天讲的”义”，与梁山好汉”聚义厅”的”义”，显然有所不同，也与关羽关云长的”义”有所不同。关云长是古代”义”的典范，讲的是对待朋友的”有旧”的态度。曹操待他那么好，但是，他”有旧”，一听到”大哥”刘备的信息，马上过五关斩六将，杀了曹操的大将，投奔刘备去了。这是对结拜兄长的”义”。赤壁大战后，曹操全军覆没，败走华容道，只能束手就擒了，但是，把守华容道的关羽”有旧”，放走了曹操，这是报答当年曹操的知遇之恩，是对曹操的”义”。其实，这两个”义”，都是对待朋友”有旧”的小义，对个人的小义，而不是大义，不是对国家、事业的义。关云长始终对朋友”有旧”，有”义”，但是作用是完全相反的。当年对刘备”有旧”有”义”，却对曹操不义，损害了曹操统一天下的大业；后来对曹操”有旧”有”义”，却对刘备不义，破坏了刘备统一天下的大业。如果在今天，放走对你”有旧”的大贪污犯、”有亲”的杀人犯、”有序”的恐怖分子，还能称颂你大义凛然么？ 不过，儒家的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只是儒家文化外在的躯壳，并不是孔子思想内在的灵魂。儒家伦理道德行为标准背后的内在的东西是适度的中庸平和思想。儒家用中庸平和的思想标准制定中庸平和的行为准则，以求最终达到中庸平和的目标——社会和谐。中庸思想强调不偏不倚，平和平衡，公平公正，既要达到一定标准，不可不及，又不可偏激，不可过度。如儒家主张用”礼”——敬上（尊敬、服从国君、上级、长辈）与”仁”——爱下（关心、爱护臣子、民众、下级、晚辈、弱势群体）来平衡、调节人际关系，使之和谐，君臣和谐，官民和谐，上下和谐，长幼和谐。在政治上，孔子主张的”忠”与后代儒家不同，是有条件的：国君不义，不能礼下，臣子可以不忠，可以进行”革命”，驱逐国君，如同商汤革命，驱逐夏桀一样。但是后代儒家提倡的是愚忠，像岳飞一样甘愿受害。儒家一方面主张忠君，另一方面强调国君要实行仁政，必须爱民，以民为本，发展民生。儒家在生产上主张适度开发自然，而反对竭泽而渔。如孟子认为”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网眼细密的网不到池塘里打鱼，不竭泽而渔，而让小鱼鳖能够漏网，就可以有吃不尽鱼鳖；在适当的季节——冬季带着斧头进山林砍伐树木，而平时不进山砍树，就能有用不尽的木材。儒家在经济分配上主张抑豪强，均贫富，”不患贫而患不均”。这些都体现了中庸平和思想。中庸平和思想才是儒家文化的灵魂。当然，这一思想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在过去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所以要革命也要”砸烂”它。但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就也需要巩固统治、社会安定了，也就重新需要它了。 不仅中国需要它。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联合发表宣言，认为”人类如果要在二十一世纪过上和平、安宁、幸福的生活，就必须回到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时代，去向这位东方智者寻找智慧。他的适度中庸平和的思想是人类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他们准确地认识到儒家学说的灵魂是中庸平和思想，而不是三纲六纪等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他们高度肯定了中庸平和思想的现实的、永恒的、造福人类的伟大意义。他们生活在西方社会，掌握的是西方文化，而且成为西方文化的精英，却不认为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标准是救世良药，而认为中庸平和思想才是济世良方。这是值得深思的。 但是，中庸平和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