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他们抚平创伤.docVIP

谁为他们抚平创伤 农民工的奋斗与梦想、痛苦与失落、悸动与思索，已经深刻影响着我们这个国家的心情和体温。 在城市繁华、躁动、杂乱的声音中，你可以从中听到他们的脚步声……有点试探、有点慌乱、有点兴奋还有点好奇，他们是近十几年中城市里新生的群体，来自农村，俗称“农民工”。他们进入城市的姿态如同他们在城市里行到目前为止的脚步一样……一点也不招摇。但就是这些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庄稼人，用他们走出乡村、闯入城市的行为在酝酿和实践着一场伟大的变革。虽然他们还被视为边缘人群，但每当“民工潮”成为春运的主角时，所有的人都会意识到，农民工的奋斗与梦想、痛苦与失落、悸动与思索，已经深刻影响着我们这个国家的心情和体温。 农民工，从他们开始走出农村，以自己的行动冲破城乡分割管理制度障碍的第一天起，就预示着他们将代表中国劳动力就业大军的未来。从目前的统计来看，我国建筑业的90%、煤矿采掘业的80%、纺织服务业的60%和城市一般服务业的50%的从业人员，已经被农民工所取代。 这些农民工拿着微薄的工资，却从事着最苦最危险的工作。他们中有不少人在事故中丧生，也有更多的人带着伤残的身体黯然返乡。 他们带着希望上路，有的却是伴着疾病和死亡还乡 37岁的XX六安西河口乡郝集村人李光全去年秋天又去了省城的职业病防治中心，这一次他被诊断为矽肺病ⅲ期。每次到屋后上厕所，三五米的距离李光全要歇两三回，看到围墙下越堆越高的空输液瓶，他马上想到几年前在XX金矿的打工生活，想到这儿，他很绝望。 11月5日，天气寒冷，全天大雨。记者到李光全所在的郝集村采访。两个多小时后到达XX区西河口乡郝集村。村口的小卖部里七八位村民聚在一起打扑克。记者试探着打听有没有人知道村里人去XX打工得了矽肺病的事，在座的人异口同声又有点不以为然地说“知道呀，得这病的人太多了！”有位在一旁观战的村民顺手一指正在出牌的一位说：“他就是矽肺病嘛！” 记者问他：“你在哪儿打工？” 他回答：“东方县。1988年去的，1998年回来的。” 一位叫乔雨的热心村民说他是矽肺病初期，还能打牌，严重的就只剩在家喘气的能力了。在他的带领下，记者走进了李光全家。 下面是记者和李光全的对话： 记者问：“一般几天吊一次瓶？” “说不定。” “村里是不是很多人都整天吊瓶？有钱的吊得起，没钱的吊得起吗？” “没钱的就死了。” “你这个病还有希望吗？” “没什么希望了。家庭条件好，本人不受什么刺激就能多撑几年，家庭条件不好，再受点刺激很快就死了。” “你现在的活动范围有多大？” “这么大，”李光全喘着粗气指着房间。 记者打量了一下，这3间房子加起来不到50平方米，迈出家门到村里走走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了，就连到屋后三五米的厕所，他中途都要歇上好几回，采访时说不上一句话就要费力地大声喘气。为此，记者不忍让他说太多的话，关于得矽肺病的原因是一个名叫乔雨的农民代答的。 乔雨说：“以前我们在那儿干活不知道打钻要带水，不带水不能干。打封钻打到下面的洞里100多米200多米，只能站一个人，打的灰出不来，呼吸困难。现在XX金矿已经没人干了，一天给1000块也不干了！” 李光全曾是这个3口之家的绝对支柱，可自从去XX金矿打工后，他的身体状况在近几年直线下降，不断地感冒、咳嗽、喘不上气。起初几年他和村里其他患病的人一样当成肺病来治，随着病情的急剧加重，一同在金矿打工的人相继被确诊为矽肺病，李光全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走上了绝境。他现在维持生命的惟一办法就是输液，因为村里输液的人太多，也因为李光全输液的次数太频繁，他的妻子掌握了这门技术。他的妻子王慧芝说：“他有这个病，我哪儿也不能去，他现在的身体什么都不能干，就是洗脸水洗脚水都要打好，吃饭都要给他送到床跟前，他上厕所都困难！你不照顾他他不能自理。”每次李光全病情严重都是她来输液，输完液的空瓶子就随手扔在屋后的围墙下，时间不长就是几稻箩。 李光全病倒后，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王慧芝用家里的一间房开了个洗染店，一月几百块钱的收入是他们全部的经济来源，李光全裹着厚厚的棉衣倚着暗红的方桌坐着，目光无望地投向门外的雨雾中，他右手的房间里妻子正在为一件紫红色的皮衣上色，屋顶挂着两排洗净熨好的衣服，缝纫机旁是一大堆待洗待改的衣服，左手房里只有一张床一张书桌，床上睡着8岁的儿子，书桌上是两大包病历和胸透照片。 在郝集村，到XX金矿打工得了矽肺病的，李光全不是惟一。可到底有多少人得了这种病李光全说不准，因为矽肺病的潜伏期是5～10年，他只知道自己的身边不断有人被确诊，也不断有人死去，去年20多个，今年又有6个。令李光全最感无奈的是，村里人一直在打官司讨赔偿，可因为当年他们出去打工一没和矿主签合同二没办当地的暂住证，用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