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执法..docVIP

私人执法. 摘nbsp; 要：[原注]本文译自4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 （1975），本文翻译获Journal of Legal Studies授权。 该文亦系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报告第62号（1974）。本研究获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提供给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法律经济学研究基金的资助。但本文并非国民经济研究局官方出版物，因该文尚未经国民经济研究局严格的出版评议，包括未经该局董事长同意。芝加哥大学产业组织和法律经济学研究组、国民经济研究局西部暑期研讨会、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法律经济学研究组人员对本文初稿提出了建设性评论。作者当时分别为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经济学教授和法学教授。 　　关键字：法律执行，私人执法，自力救济，公力救济 　　在一般观念中，执法被视为由公共机关垄断，但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执法权究竟属于公共机关抑或私人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何种执法模式符合最大化原则。本文系统阐述了私人执法的经济学。第一部分发展了一个竞争的、利润最大化的私人执法经济模型。该模型预测了在一个完全私人执法的世界中的执法水平和违法数量。第二部分对该模型予以精炼以说明私人执法行业垄断的出现、法律请求权中财产权的不同分配、对私人执法者征税的影响、非金钱制裁、以及执法错误——第一部分模型最初发展所忽略的要素。第三部分将我们的模型与执法问题的其他经济学进路作对比。第四部分介绍了该模型的若干实证推论，涉及到刑法对民法的公共和私人执法之间的选择、违法受害人排他权分配、公共机构预算、自由裁量性不执法、以及对敲诈和贿赂的法律处理。该模型的实证推论似乎与现实世界观察相符，尽管第四部分的研究须视为高度假定性。附录则探讨赏金——一种补偿私人执法者的重要方式——的经济学。 　　经济学家在关注法律规则的内容时，也将注意力转向法律执行的过程。[1]执法经济学研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公共与私人执法者之间适当且真实的责任划分。最近，这一问题因加里·贝克尔和乔治·斯蒂格勒一篇倡导执法私人化的文章而引起强烈关注。[2]按他们的建议，私人和公司可调查违法，逮捕违法者（包括刑事罪犯），以及提起法律诉讼以矫正违法，包括刑事检控。倘若成功，私人执法者有权保留该诉讼的全部收益——例如，已决犯缴纳的罚金。不成功的执法者则需补偿被告的法律费用。 　　尽管贝克尔和斯蒂格勒的建议初看起来似有革命性且完全不切实际，但反思后会发现私人执法显然是现行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一项普遍特征：例如，在合同法、侵权法和财产法的执行中，国家的作用本质上仅限于提供一个法院系统；事实上大多数正式和非正式合同得以“执行”只是因与违约者断绝未来交易之潜在威胁。雇主在发现员工“违法”时将其解雇而阻止员工的腐败和渎职行为。直至最近，对[追捕]危险或有害动物的赏金（bounties）很平常，而这种赏金制度具备贝克尔和斯蒂格勒建议的私人执法制度的本质特征。[3]许多法律，特别是反托拉斯法，都既可由私人又可由公共机关执行；正如我们所见，当代反托拉斯集团诉讼具有贝克尔—斯蒂格勒建议的本质特征。警察部门、国内税务署和其他公共机构向举报人支付赏金即为私人执法一例，此处构成公共执法之补充。敲诈系私人执法的另一例子，即便为非常规例证——敲诈者劝诱受害人即法律或道德规则的违反者，向其支付相当于违法者愿意支付以逃避惩罚的数额之金钱。事实上惩罚已实施，只不过它支付给发现违法的私人执法者。贿赂与此非常相似。 　　数个世纪以来，实际上英格兰（以及无疑还有其他国家）的刑事和行政法规（regulatory laws）的执行遵循了贝克尔和斯蒂格勒建议的模式。议会和市政机构（不仅私人公司和个人）就违法者的逮捕和定罪支付赏金，且在以罚款制裁违法的情形下，罚金在皇家和执法者之间分配。没有检察官，且警察也只在名义上是公共的。[4] 这种私人执法制度在19世纪逐渐废除，尽管至今其痕迹依然留存。同样在现代美国，私人执法远没有贝克尔和斯蒂格勒主张得那样广泛有效。根据最近的发现，对效率的考虑在塑造法律制度结构及其参与者行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故在最优和实际之间所声称的差异至少令人心生困惑。[5]最近一篇文章探索的替代可能是，私人执法基于效率原因事实上明显优于公共执法的领域，要比贝克尔和斯蒂格勒相信的范围更狭小；也许执法在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现有划分接近于最理想的分类。 　　第一部分发展了一个竞争的、利润最大化的私人执法经济模型。该模型预测了在一个完全私人执法的世界中的执法水平和违法数量。[6] 第二部分对该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