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中源”说在明清之际的由来及其演变..docVIP

“西学中源”说在明清之际的由来及其演变. 明清之际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之时，曾出现过一种“西学源出中国”的论点。此说虽属牵强附会，与历史事实不符，但影响于清代学术甚巨。近年来，一些学者探讨此之由来及其历史作用等问题，发表了不少有益的见解（注一）。但是，迄今为止，论者多以为清初遗民学者如黄宗羲、王夫之和方以智等始倡此说，又往往视不同时代的“西学中源”说为一成不变之论，而过分强调此说对传播西学知识的消极作用。覈之史实，似非尽然。故笔者不揣浅陋，对“西学中源”说在明清之际的由来及其流传和演变再略作考察，以求澄清其历史的真相。鄙见不当之处，谨请识者指正。 一 自孔子作“春秋”，严夷夏之防（注二），夷夏之辨，即严格区分华夏与外族，成为儒家正统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儒者以中国为世界的中心，文明之所系，视外族为野蛮低等民族，因此，在对外关系上，“用夏变夷”（即以中国文明同化外族）是天经地义的，而“用夷变夏”则是不可思议的。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注三），就是这种思想的经典表述。两汉以降，夷夏之辨代代相传，深入人心（注四）。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利玛窦（M. Ricci, 1552-1610）等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传教时，面对的正是这一思想传统。利氏记其观感说：“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国家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则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注五）利玛窦注意到中国人对他们的戒心、疑心是其传教事业的最大障碍。因此，耶稣会士不大张扬其西来之由，而竭力将西教、西学与儒家学说相比附。从利玛窦开始，他们就从中国经典中寻句摘字，以天主教之“天主”附会先秦儒家经典中的“天”和“上帝”，以此向中国人表明天主教与中国思想是相通的（注六）。同时，为了适应明末社会的实际需要，利玛窦还确立了利用传播西方科学知识辅助传教的所谓“学术传教”路线。在这一方面，他也把西方科学同中国科学，特别是中国上古科学相提并论。早在西元一六零一年，利玛窦进京上奏万历皇帝一疏中就说：“臣先在本国忝预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观象，考验日晷，竝与中国古法吻合。”（注七） 对此，中国从教学者心领神会，他们发挥其熟谙典籍的特长，为利玛窦的中西吻合说找来了不少“例证”。此外，一些为西方科学所吸引的教外学者也随声附和。因此，利玛窦等耶稣会士鼓噪在先，中国学者的附和之声就不绝于耳。如李之藻（1565-1630）序利玛窦《天主实义》重刻本说：“尝读其书，往往不类近儒，而与上古《素问》、《周髀》、《考工记》、《漆园》诸篇默相勘印。顾粹然不诡于正。……信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注八）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浑盖通宪图说》（1607年），用西法调合中国古宇宙论中的浑天、盖天两说，并以曾子“天员地方”之说与西方地圆说相互印证。徐光启（1562-1633）同利玛窦译《测量法义》（1607年），又自撰《测量异同》（1608年），指出西洋测量诸法与《周髀》和古《九章》中的“句股”、“测望”等方法略同（注九）。熊明遇（1579-1649）序《表度说》（1614年），也以为西学是“古神圣蚤有言之者”，并将《黄帝内经》中歧伯的“地在天中，大气举之”之说同西洋地圆说相提并论（注十）。 与传教上的天主教补儒论相类似，徐光启等人还提出了用西洋科学补充中国科学的论点。他们认为：中国上古科学曾经很发达，但是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而失传，后人任意揣摩，不得其法，故而至明末中国历算等格物之学已不及西学，而西方格物穷理之学适可补中学之不足。徐光启道其翻译《几何原本》（1607年）是为了“补缀唐虞三代之阙典疑义”（注十一）；熊明遇序《表度说》有云：“西域欧逻巴人四泛大海，周遭地轮，上窥玄象，下采风谣，汇合成书，确然理解。仲尼问官于郯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语犹信。”许胥臣为《西学凡》作“小引”亦说：“礼失而求于野，读《西学凡》，而学先格致，教黜空虚。吾亦取其有合于古圣之教而已。”（注十二） 耶稣会士传到中国的西学新旧并陈，其中既有宣传天主教教义的一类陈词滥调，也有欧几里德几何学和托勒密、第谷天文学等科学知识。在明代中国传统数学大部失传，传统天文历法之学停滞不前的前提下，耶稣会士传到中国的西方历算之学，尽管远非西方的最新水平，但已比明代学者掌握的中国历算之学先进得多。它适应了明末改历的迫切需要，因而受到一些思想比较开通的中国学者的欢迎。然而明末朝廷在使用西法改历的问题上一再踌躇，拖延颇久，后来虽然由徐光启、汤若望（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