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西方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docVIP

“误读”西方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给人最为直观的视觉印象，就是它自身结构的内在矛盾性:一方面是西方话语的霸权意识，造就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则又是强劲升腾的儒学精神，主宰着现代中国作家的思想灵魂。东西方这两种完全不同时态的文学现象，以一种非理性组合的兼容方式，消弭了它们之间客观存在着的巨大文化反差，这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所谓“现代性”品格。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都感到十分困惑:百年中国文学狂热追求西方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但却始终未能真正进入到西方现代文学的人文境界;渴望获得主体个性的绝对自由，但又无法彻底摆脱政治理性的严重制约。那么究竟是何种力量，导致了中西方现代文学对话交流的最终失败?认真反思一下过去的历史，我个人认为，应是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误读”西方的群体行为。 谈到“误读”西方，这使我首先想起了梁启超先生的一番感叹，他说:“晚清西洋思想运动，最大不幸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力量，乃在不通西洋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 ① 。其实，“不通西洋文字”并非只是晚清思想界的一种孤立现象，同时也是现代中国作家的一种普遍状态。由“不通西洋文字”之人去传播“西洋思想”固然可笑，但是那些精通西洋文字之人是否就一定精通西方文化，却是一个更值得我们去高度关注的深层次理论问题。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西化”派领军人物胡适，他用儒家“仁学”思想去诠释西方人文精神的做法，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判断实例 ② 。“不通西洋文字”与不通西洋文化，只凭借满腔的“西化”热情和肤浅的“西学”知识去为国人之导师，实际上从20世纪初叶开始，就已经严格限定了中国作家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认识水准，所以“误读”西方也就在所难免不足为奇了。 20世纪中国文学“误读”西方的第一个表现特征，是中国作家对于西方现代文学性质与功能的认识失误。西方现代文学是一种主体性文学，是西方现代生命哲学的直接产物:它推崇文学创作的智性原则与高尚情操。追求审美想象的自由意志与个性张扬，强调超越政治理性与宗教理性的主体独立意识，维护艺术精神的纯粹性与纯洁性。但由于长期处于思想的封闭状态，中国作家不仅不了解西方现代文学的这种价值取向，相反却将其误认为是西方社会实践哲学的必然产物，是阶级政治集团主观意志的集中反映，完全否定了它主体思维的独立品性与超越现实的存在可能。所以，20世纪中国文学就其整体意义而言，是社会政治话语的文学表述，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历史文本，政治家或思想家才是它真正的救世主。尤其是涉及文学观念重大变革的三次文学运动（如晚清的文学改良运动、“五四”的文学革命运动、30年代以后的左翼文学运动等），都是由一些锐意进取的政治家或思想家所率先发难的，他们旗帜鲜明地提出各自不同的文学主张，目的就是要去实现他们对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正面影响。政治家与思想家之所以对20世纪中国文学倍感兴趣，归根结底是与他们所信奉的“进化论”思想有关。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进化论”这一时代主题词，几乎涵括了现代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明的全部认识。“进化论”思想使他们明白了西方强大与中国积弱的历史原因，使他们懂得了用“科学”去实业救国、用“民主”去更新体制的革命道理。而这一政治理想能否得以顺利实现，当然又都归结为一个如何去启蒙国人思想觉悟的根本性问题。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实践哲学的理性思考，“文学革命”已不再是局限于自身变革的狭隘意义，而是被明确纳入到了现代中国社会革命的总体议事日程，受到政治家与思想家们的格外青睐。梁启超发起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的宗旨，并不是真正传播西方现代文学的崇高人文理念（其实他懂得并不多），而是要全力提升文学艺术参与现实生活的实用价值功能。胡适与陈独秀发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动机，也不是真正输入西方现代文学的主体审美意识，而是要全面强化新文学创作的功利主义思想。瞿秋白与毛泽东介入现代中国文学的目的，则更为直截了当，他们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去硬性规范政治对于文学的绝对统治地位。其实，这些政治家或思想家的主观意图都十分清楚，他们所看重的东西，是文学的“有用性”，而不是文学的“娱乐性”。可当他们深信不疑西方现代文学的终极信仰，就是创作主体对于社会发展的严肃态度和神圣责任，并要求现代中国作家勇于去承担拯救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意识时，无意之中却又暴露出了他们理论见解上的致命弱点:崇尚文学艺术的娱乐教化作用，原本并非是现代西方主体性文学的理论根基，它恰恰是古代中国伦理性文学的光荣传统。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无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