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女》到底属于歌剧还是属于民族音乐剧？.docVIP

《白毛女》到底属于歌剧还是属于民族音乐剧？ nbsp;nbsp;nbsp;nbsp; 每次，怀抱珍贵的史料，从书店出来，从图书馆出来，从过来人家出来，从网络旧店里出来，思绪像是仙乐飘飘，四处游荡，有时惊喜，有时很孤独，有时疲惫不堪，有时则无限失落。 　从歌舞叙事这一母题展开音乐剧史论述是否成立？近代音乐剧的流行通俗特征与现代音乐剧的整合戏剧美学观如何准确表达？如何很好地把握民间小戏这条线对中国近代和现代音乐剧的影响？百老汇三次浪潮如何冲击中国音乐剧的发展？我能否承受中国歌剧史应该重新书写的压力？为何走笔到边区音乐剧发展，资料最多却感觉最迷茫？是因为关系到中册如何编写1949年以后音乐剧的演进，不许有任何失误？总想拼好这些历史的碎片，却时常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是史料缺乏？是史学观出现偏差？还是被错综复杂的音乐剧源头和来源复杂的资料搞晕了头？ 　回首，使劲地嚼味书库的墨香，网络的知遇之恩，旧书店淘宝的惊喜。我把耳朵紧贴在历史的回音壁，听到了一批又一批中国音乐剧先驱者们迎面载歌载舞走过来的脚步声：胡适借戏剧改良之际，主张“废唱工，用说白，不过是应该改良许多事之中第一条。……”，反对中国走歌舞剧之路；黎锦晖指出：“希望人人承认歌舞剧，它可以增进知识与思想，是普及民众教育的桥”；刘少奇在1956年的《关于文艺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葡萄仙子》和《小小画家》是中国歌舞剧的开始”；1935年，梅兰芳在百老汇乃至美国的演出成功，使得一度陷入毁灭性打击的中国传统戏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1935年，“非常反革命”的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1895-1975）竟然首先倡导“乐剧”，并大力支持《西施》排练和演出，认为“‘乐剧’，冶音乐与戏剧于一炉，在清歌妙舞中，传达人类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在戏剧的演出中，表达人类兴衰存亡的故事；它的效果，当然可以超越单纯的音乐或单纯的戏剧演出之价值”；1946年3月末，音乐剧《孟姜女》继1945年11月底12月初在上海兰心大戏院首演之后，再次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义演两场，上海各界显要以及盟军高级将领和苏联武官均出席观看，宋庆龄到场主持，并为全体演出人员颁发纪念章，义演收入达8000美元。1942年，身在延安的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此，我看到了《兄妹开荒》和《白毛女》之后，中国歌舞剧延绵不断的民族化美学风格的涌动。 　抱着手中的古董旧书和民国音像资料，一边轻唱陈歌辛作曲的音乐剧《西施》中的歌曲“浣纱歌”：“朝浣纱暮浣纱，朝去暮来悲年华，新愁旧恨纷如麻，国仇未报不知何以为家”，一边数着从身边闪过的草丛树木，不禁追忆中国第一部蜡盘发声影片《野草闲花》中金焰和阮玲玉的深情演唱“寻兄词”一曲：“风凄凄，雪花又纷飞，夜色冷，寒鸦觅巢回。歌声声，我兄能听否？莽天涯，无家可归！” 　　抬头，看看周围的空气在经过大雪的洗礼之后，显得湿润透明，天空特别蓝，阳光给人们带来很大的温暖！北国的冬景真的很好看，于是心情也越来越轻松起来。我依稀看到中国音乐剧历史的彩虹，已经高悬在明媚灿烂的上空。 　　让我们翻开圣经《旧约全书》第一卷《创世纪》，一起来读圣经关于亚当（Adam）和夏娃（Eve）的记载：每天，亚当带着娇妻夏娃走遍了那个意为“乐事，愉快”的伊甸园（Eden）的每一个角落，一起跳舞，一起欢唱。后来干脆将伊甸园称为乐园（Paradise）。当时，上帝对亚当和夏娃采取“愚民政策”，告知他们不能吃这两棵树上的任何果子，否则，“吃的那天，就要死去”。没料到，蛇告知夏娃真相，于是夏娃勾引了亚当，偷吃了禁果。这时原始人睁开了智慧的眼睛。从此，人类有了歌舞，有了歌舞剧。　然而，中国音乐剧的演进史无论怎样拆开来看，都觉得难观其大体，难得其大要，处在一片迷茫当中。中国音乐剧史之乏善可陈，会不会是由于从未有人染指研究，导致我们对这门新学科太过无知？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对它根本无力掌握的缘故？于是，本人在本书中要斗胆撤下它那神秘的外衣，让它重回人间，还原于当时的历史时代，让人们有幸再睹它如诗如歌的岁月。 　感谢戏剧上帝数千年以来，一手紧牵着歌神，一手紧拉着舞神，翻山越岭，一路走来——但愿人们能从其中彻悟人性阳光和戏剧愉悦的一面，同时也领略人生悲情与孤独的另一面，在认知了“歌”、“舞”与“剧”的大喜大悲之后获得一种潇洒与释然。我深知，编写这样一部历史巨著，需有大勇，甚至需要将手伸进烈火之中，火中取栗。 　严格讲，中国音乐剧在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歌舞叙事这一历史性母题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和娱乐在特定时空的自然融合之后作出的美学选择，其真实的历史面貌本应由时代和歌舞剧本身提供出证明，但是，当我们试图对历史进行分期，以考察中国音乐剧不同时期的特征和内在发展规律时，就必须超越事实的外在层面而进入内部的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