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集校》叙录..doc

《贞观政要集校》叙录. 　　《贞观政要》10卷40篇，是唐太宗君臣探寻致治之道的一部重要言论集，包括为君之道、政体、任贤、纳谏、文教、务农、刑法、征战、安边以及太子诸王教戒、处理政务的态度和做法，直至如何居安思危、慎终如始，深受唐、宋以来有作为的帝王的重视。 　　然而，这样一部治政要籍，自问世及至五代时期，知之者甚微，长期以来存在着“三不详”的问题：编著者吴兢的生年和晚年经历不详，《贞观政要》成书和进奏时间不详，其书流传和版本情况不详。 　　《旧唐书》虽有《吴兢传》，却未载其编录《贞观政要》。整部《旧唐书》没有一处正式提到这本书，只在《文宗纪》下的“史臣曰”中有“帝在藩时，喜读《贞观政要》”一句，说明该书在唐代并未流传。北宋时，《新唐书》、《资治通鉴·唐纪》中虽多次提及此书，可《新唐书·吴兢传》仍然未载其编录《贞观政要》，只在《艺文志》二《杂史类》有吴兢《唐书备阙记》10卷、《太宗勋史》1卷、《贞观政要》10卷，都列在“不著录”范围，表示唐代未著录，是宋代的藏书。南宋时，两大藏书家、目录家都著录了该书，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杂史类》仅择吴兢书序的片语只言，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典故类》的著录则集中反映了当时对该书的了解情况，全文如下： 　 　　《贞观政要》十卷 　　唐吴兢撰。前题“卫尉少卿兼修国史”。按《新、旧书》列传，兢未尝为此官。而书亦不记岁月，但其首称“良相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亦未详为何人。《馆阁书目》云“神龙中所进”，当考。[1] 　 从这段著录看，南宋时关于吴兢与《贞观政要》的成书已经出现诸多疑问。 　　半个多世纪后，元代刻印的王应麟《玉海》，其《艺文·政要宝训类》著录《贞观政要》，引《书目》的考证： 　　序云“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源乾曜、中书令河东公张嘉贞，爰命下才，备加甄录。”……乾曜、嘉贞开元八年五月始拜是官（按《本纪》，开元八年乾曜为侍中，张嘉贞为中书令，十一年而嘉贞贬，十五年乾曜罢），至九年九月张说亦相。若二公并相之时，盖可知矣，其上于开元八年、九年欤。[2] 　 这一说法，为多数学者沿用，直至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四库馆臣却是另一种说法： 　 　　其书在当时尝经表进，而不著年月，惟兢自序所称侍中安阳公者乃源乾曜、中书令河东公者乃张嘉贞。考《玄宗本纪》，乾曜为侍中、嘉贞为中书令，皆在开元八年，则兢成此书，又在八年以后矣。书中所记太宗事迹，以《唐书》、《通鉴》参考，亦颇见牴牾。……史称：“兢叙事简核，号‘良史’，而晚节稍疏牾。”此书盖出其髦年之笔，故不能尽免渗漏。[3] 　 这又给人以《贞观政要》乃吴兢“髦年之笔”的说法。 　　宋、元之际，不仅藏书家、目录家已经弄不清《贞观政要》成书的情况，就是各种传本也颇多“传写谬误”，所以才有元代戈直的“会萃众本，参互考订”，但又造成章之分合不当与新的脱讹。 　　为什么这样一部编著自其问世，便有如此多的疑问呢？这一切，只能回到编著者吴兢所处的时代中去寻找原因。 　 一、吴兢生平事迹 　 吴兢，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生卒年记载稍有不同，《旧唐书》卷102《吴兢传》记为： 　　天宝八年，卒于家，时年八十余。 　 《新唐书》卷132《吴兢传》则简化为： 　 　　天宝初，入为恒王傅。……卒，年八十。 　 如果“天宝八年，卒于家”的记载无误，究竟“时年八十余”，还是“年八十”？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吴兢卒于玄宗天宝八载（公元749年），以此上推80整年，则为公元669年，即高宗总章二年。古人惯用虚岁，“年八十”实为79岁，上推为公元670年，即高宗咸亨元年。但若为“八十余”，实际年龄至少为80周岁，则生年不当晚于公元669年。由此，对其生卒年出现三种表述情况：669－749年，约669－749年，670－749年。 　　根据两部《唐书》的记载，吴兢的生年只能是个概数，即生于公元669年前后，可以作如下两种表述： 　　1．吴兢（公元669或670－－749年） 　　2．吴兢，生高宗总章、咸亨之交（公元669－－670年），卒玄宗天宝八载（公元749年）。 　　《旧唐书》称吴兢“励志勤学，博通经史。”武则天当政的最后几年，魏元忠、朱敬则“深器重之”，荐其有史才。长安三年（703）正月诏修唐史，吴兢以直史馆身份奉命与朱敬则、徐坚、刘知几等共同修撰。这是吴兢史学生涯的开始。数月后，拜右拾遗内供奉。当年，共同修成《唐书》80卷。 　　中宗神龙元年（705），桓彦范与张柬之等发动政变，武则天还政中宗。中宗以桓彦范为纳言（即侍中），吴兢代桓彦范写谢表，这就是收在《文苑英华》卷573中的《为桓侍郎让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