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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犯与首要分子的关系 　　根据刑法第97第的规定，首要分子分为两类：一是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二是聚众犯罪中的首要分子。但犯罪集团中的主犯不一定是首要分子，因为在犯罪集团中，除了首要分子是主犯以外，其他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也是主犯，但他们不是首要分子。在聚众犯罪构成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原则上也可以认定其中的首要分子是主犯。但在聚众犯罪并不构成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如刑法规定只处罚首要分子，而首要分子只有一人时），不存在主犯、从犯之分，其中的首要分子当然无所谓主犯。胁从犯——对刑法学界有关胁从犯理论之质疑我国当代刑法学界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独树一帜，胁从犯不应作为一类独立的共同犯罪人，且对被胁迫参加犯罪的胁从者不应皆追究刑事责任，应当加以具体考察与分析，将其中一部分符合共同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视为犯罪，并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纳入主犯或从犯的范畴，被胁迫作为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法定量刑情节；而将另一部分不完全符合共同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不以犯罪论，其中有些行为应以紧急避除对待。一、 胁从犯不应作为一类独立的共同犯罪人（）共同犯罪人分类标准的不伦不类，不足以使胁从犯成为一类独立的共同犯罪人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是采作新的四分法，即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这种分类方法主要是以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为分类标准，同时也照顾到共同犯罪人的分工情况。”[3] 可见,上述主犯、从犯和胁从犯三类共同犯罪人是按照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划分的，此时再一次求证于1997年刑法第26条、27条和28条分别对主犯、从犯和胁从犯所作的规定时，我们发现：刑法对主犯和从犯的规定迥然不同于胁从犯，前二者明确指出其在共同犯罪中的所起的作用分别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或者辅助作用；后者规定仅为被胁迫参加犯罪的，这根本不是指出胁从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却是说明构成胁从犯的原因。综上所述，以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为标准将胁从犯划为与主犯和从犯相并列的一类独立的共同犯罪人在我国刑法上根本没有反映，这同样缺乏严格的立法依据。此外，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四种,理论上通行的观点认为,这种划分同时采用了两个标准：对主犯、从犯和教唆犯是按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为划分根据的，而教唆犯是以其在共同犯罪中的独特的分工为划分根据的，[4] 而实际上，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同时采作了三个标准：主犯与从犯的划分是以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大小为根据的；胁从犯与前两者的区分是以其参与犯罪的自愿程度为根据的；教唆犯与前三者的区分是以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为根据的。这种分类根据的不同一，必然会导致共同犯罪人种类之间的兼容与界限不清，这体现在胁从犯与其它共同犯罪人之间的关系上，就会出现胁从犯同时又是主犯（或从犯）或者同时又是教唆犯的逻辑混乱。例如，某一被他人胁迫参加的甲在共同犯罪中实施了主要的犯罪行为，根据其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事实，该人属于胁从犯，又按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来看，又属于主犯。又如，甲受他人的胁迫后又去教唆另外一人犯罪，则甲既构成胁从犯，又构成教唆犯。之所以采用不同的标准对共同犯罪人进行分类原本是为了“既便于解决共同犯罪人的定罪问题，也便于解决共同犯罪人的量刑问题”[5] 然而,分类标准的不同一致使共同犯罪人种类之间的兼容与界限不清,共同犯罪人的量刑问题便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试想，如果某人既是胁从犯又是主犯，或者既是胁从犯又是教唆犯，那么对其是按胁从犯处罚，抑或是按照教唆犯处罚呢？如此看来，本欲解决共同犯罪人的量刑问题，因对共同犯罪人分类所持的标准的复杂，实际上却是事与愿违。二、 对刑法第28条的新认识（一）不完全符合共同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不以犯罪论如前所述，当行为人受到以杀害相威胁的重度胁迫时，即受到不能抵抗的心理强制时，便失去了意志的自由，因此，其实施的行为因不完全符合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而不成立犯罪。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而实施的因不完全符合共同犯罪构成要件而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胁迫程度的限定性。所谓限定性，是指行为人只能是受到以杀害相威胁的重度胁迫，即若不实施所胁迫之行为，便会招致杀身之祸。对于受到的是以伤害相威胁的中度胁迫或以损害财产、揭发隐私的轻度胁迫的则不能成立。2.胁迫的紧迫性。所谓紧迫性，是指胁迫的内容立即会发生，被胁迫者来不及逃避或寻求援助。胁迫必须是紧迫的，而不是遥远的。3.胁迫的迫不得以性。所谓迫不得以，是指当行为人面临重度胁迫时，除了实施被胁迫之行为之处，不可能作其它方法来保全自己的生命。如果当时尚有其它方法可以避免，行为人却不采取，则不能适用。4.胁迫的对象。所谓胁迫的对象，是指胁迫行为直接针对的对象。胁迫或危险直接针对被迫者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