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简牍的世纪综述..docVIP

中国简牍的世纪综述. nbsp;nbsp;nbsp;nbsp;回顾简牍发现出土的历史，可以说既是由来已久，又是近世新事。说由来已久那就是永垂青史的两次重大发现，即西汉景帝末武帝初年，鲁恭王在孔子旧宅获得的“孔壁中经”：《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西晋武帝咸宁五年（２７９）在汲县战国晚期魏墓里出土的“汲冢竹书”：《穆天子传》、《纪年》、《师春》、《琐语》等。这两次发现对后来的古文献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说近世新事，那就是从２０世纪初以来至世纪末，全国各地不断出土的简牍文物，不仅出土地域大大扩展、时代距离拉长，而且数量和内容都是远盛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发现，可以说二十世纪是简牍的大发现时代。这个时代简牍之发现，概括有以下五个特点： １、出土地域不断扩大nbsp;最早以新疆尼雅、甘肃敦煌为起始，其次延伸至内蒙、甘肃额济纳河流域，从而扩展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到处都有简牍问世。目前可知有新疆、甘肃、青海、内蒙、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四川、广西、江苏、安徽等１７个省市自治区。其中甘肃、内蒙、湖南、湖北四省出土最多。充分反映出汉文化覆盖面的广大和汉文化势力的强劲。 ２、简牍时代的延长nbsp;过去出土简牍，以汉代为大宗，其次为战国。而现在可知上至春秋晚期，经战国、秦、汉至三国两晋，其时代是连续的。另外，就民族文字来看，还有汉晋文、唐代吐蕃文和宋之西夏文木牍。不仅反映了汉文简牍的存在时限，而且也可看到对其他文化的影响。 ３、内容越来越丰富nbsp;过去，墓葬出书籍，边塞遗址出屯戍文书。以此形成了简牍的两个基本特征。而现有资料，内容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不仅有传世文献中可找到的古书籍，也有早已佚失的古文献。不仅有屯戍文档，而且还有法律、法规条文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书。 ４、数量不断增加nbsp;过去出土简牍，一墓出土数十枚、遗址出土数百枚，已是极为稀有罕见了，而现在动辄数以千计万计，甚至以１０万计，不能不说是惊天动地。粗略统计，用各种材料写成的文献、文书，总数已达２６万余枚（件）之多。 ５、发掘与研究国际化nbsp;２０世纪简牍的发现，一开始就带有国际性，二斯（斯文赫定、斯坦因）之中亚探险，发现了尼雅晋简和敦煌汉简，虽然他们的发现带有偶然性和文化侵略性，但将汉晋简牍的研究推向了国际学术界。以后贝格曼又发现居延汉简，更是震动国内外。三次发现引起了国际上对中国简牍的研究热。为此，２０世纪简牍的出土，一开始就走上国际化的研究轨道，成为全世界史学家所注目的对象。随着大量简牍的不断涌现，中国简牍学已成为国际显学。 百年来简牍的发现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１９０１—１９２０年；第二阶段从１９２７—１９４５年；第三阶段从１９５１—１９９９年。 第一阶段主要是瑞典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沙俄科兹洛夫、日本橘瑞超等人在新疆尼雅、楼兰、甘肃敦煌、内蒙居延发现的汉晋木简、残纸及文、吐蕃文、西夏文木牍。第二阶段主要是前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员黄文弼和瑞典团员贝格曼在新疆罗布淖尔、内蒙居延地区发现的居卢訾仓汉简和居延汉简。其次是夏鼐和阎文儒在甘肃敦煌和武威喇嘛湾发现的汉代木牍以及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帛书。这两个阶段里，主要是外国人的采掘，成绩是发现了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发现地限于新疆、甘肃和内蒙。第三阶段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国家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开展文物调查和发掘工作，重大发现连续不断，不仅数量大大超过了过去之总和，而且出土地点亦非常广阔，简牍时代更趋延伸。可以说第三阶段是简牍的第二个大发现高潮期。充分显示了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丰功伟绩和简牍学研究的强劲势头。总揽全部之发现，按出土地区归之如下： １、新疆 新疆是近世最早发现简牍的地区。先后１２次（１９０１、１９０４、１９０６、１９０９、１９１４、１９２７、１９２８、１９５７、１９５９、１９６９、１９８０年），在尼雅、楼兰、罗布淖尔、巴楚、吐鲁番等地共出土简牍、帛书、纸文书约１８１０余枚（件）。其中汉晋时期的汉文木简（包括残纸）７７２枚，魏晋时期的文木牍５７４枚，唐代吐蕃文木牍４６４枚。这些文书大多出于遗址，墓葬则少见。汉文简牍往往与纸文书共出，大都是西汉建立西域都护府以后的屯戍文档，最早纪年可溯至西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４９），内容有古籍残文、官府文书、契约、籍帐、书信等。特别是１９２７年黄文弼的发现，找到了《汉书》所记载西域都护府所辖的重要生活供给机关——居卢訾仓的故址。使我们对汉通西域后经营管理西部地区的情况有了比较具体的认识。魏晋简牍，往往与汉代简牍同出一地，又多有残纸文书，其纪年有魏明帝时奇王芳嘉平四年（２５２）、陈留王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