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研究的跨学科综合与研究对象细化方向.docVIP

乡村社会研究的跨学科综合与研究对象细化方向 　　在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农村社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关于乡村基层社会的现实思考与历史探讨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历史上的中国乡村基层社会究竟应当怎样认识，乡村社会由传统模式向现代化转变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西方盛行的“国家与社会”框架是否适合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一些中国学者所推崇的“士绅社会”是否真正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体系中发挥效用，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是了解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及社会性质的关键，也是探索现代化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影响的关键，对于今天中国乡村体制改革和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论断与调查：研究的发轫 　　 　　关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问题，历来多有论述，在早期具有代表性的论断莫过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到的“亚细亚社会论”，即亚洲在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村落共同体结构，通过村落手工业和农业的高度整合，成为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它排斥外来影响，能够处理自身事务，是独立于国家政权的“共同体”。马克斯·韦伯也在其著作《儒教与道教》中专门对此做了进一步论述，认为乡村氏族与村落贫民组织“此种侵越政权而又被政府许可的自治团体……很大程度上与家长制的官僚政体相对抗”，“这一传统主义的势力，无论就其整体来说，还是就其持续的时间而言，均胜过官僚体制”，在这种认识下，他得出了中国存在一种高度自治的村社与世袭君主制国家之间的紧张对抗的结论。由此，一些后继的研究者以此为基调，提出中国的国家与乡村社会分离的理论，即国家影响未施加到个人，基层为自治社会，村民只属于村落不属于国家，把国家与乡村社会看作两个相对抗的单位。 　　由于时代和资料的局限，马克思和韦伯对中国乡村的认识仅仅局限于通过西方人所写的游记与回忆文章及翻译的中文经典，未能对中国有具体的调查研究。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一批深入中国乡村，以社区为单位进行调查实践活动的中国人类学者。这些学者接受了西方社会人类学观点，主要是英国社会人类学者如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理论和方法，用来考察中国农村的情况，涌现出一批反映近代中国农村人文、政治、经济等方面情况的社会学与人类学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杨懋春的《中国的一个村庄——山东台头》、林耀华的《金翼》以及李景汉的《定县社会调查》等著作。虽然就像后来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对多数汉学家来说，社会人类学的社区无法提供分析乡村社会的有力工具。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的传统国家政权只渗透到县一级的行政地理单位，县以下的乡镇村主要由民间社团和社会组织控制，是一种自治性的社区。”但这些人类学家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来理解基层社会，他们所得出的地方社会有一定的自治权和自主性的论断也值得我们借鉴。 　　 　　二、宗族与士绅：研究的深入 　　 　　20世纪中叶的英国学者费里德曼则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领域带来了一种新鲜的空气。他较早地指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应注重探讨历史与现代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关于中国宗族的两本著作《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和《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与广东》中所表述的“中国宗族范式”影响了当时中外大批学者。他把宗族看成是地方社会自主的主体，而宗族中的精英分子是国家与宗族并存的内在机制，“处于社会分化状态中的宗族，其领袖具有有效性，他们既不被官府所任命，又不听命于衙门的命令。由于他们本身是士人，他们与衙门的地位实际上是同一的……因为士绅这种缓冲器的存在，所以宗族可以一方面与国家形成对立，另一方面使自己的立场富有官方色彩。” 　　虽然费里德曼的理论是建立在把汉人宗族置于“边陲状态”的“理想情况”下，有以偏概全、忽略宗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弊端，但他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却使中国学者受益匪浅。在其引领下，一批中国学者开始对中国的宗族社会展开研究和探讨。 　　而在稍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施坚雅运用地理学的理论所构架的“市场区域系统”论又引起理论界的轰动，其“中心领域”的学说不仅对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经济，而且对研究中国政治社会有莫大的启迪。就像施坚雅自己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市场体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范围，而且有重要的社会范围，特别是基层市场体系，它的社会范围对于研究农民阶层和农民与其他阶层间的关系都值得给予较大的关注……我要论证的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的。”由此，施坚雅把这种基层市场区域作为中国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在他的影响下，美国史学者的目光都从村庄上移到这个“最基本的单位”，另一位在美国学术界影响颇大的美国学者西达斯科波尔也说：“我们必须留心，传统中国共同体的基本单位并非个体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