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对现代化的调适- .docVIP

论儒家对现代化的调适 提要: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反抗而又不断调适的艰难曲折的过程。文章侧重讨论儒家的调适。对儒家调适的阶段、动因、方式、方向和前景作了分析。以“现代化共识”的形成和“新儒家”的诞生为界,区分了儒家调适的早期和晚期,认为“新儒学”形成以前,儒家的调适以“中体西用”为主要的调适方式。“新儒学”形成以来,儒家的调适以“创造性转化”为主要的调适方式。 关键词:儒家现代化调适 儒家对现代化既有反抗,又有调适。儒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充满反抗而又不断调适的艰难曲折的过程。“新儒学”形成以前的传统儒家对现代化以反抗为主要形式,此后的儒家以调适为主要形式。“新儒学”形成以前,儒家的调适以“中体西用”为主要的调适方式。“新儒学”形成以来,儒家的调适以“创造性转化”为主要的调适方式。[1] 一、民族危机与早期的调适 (一)早期的调适 “新儒学”产生之前的儒学调适,我们称为儒学的早期调适。大体经过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两次鸦片战争之间(19世纪40——60年代),儒学虽然有了“师夷长技”的思想,但相对“夷夏大防”思想来说,那只是“沧海一粟”。严守“夷夏大防”的儒家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就是主张“师夷长技”者如林则徐、魏源等,我们也不可说他们就没有了“夷夏大防”思想。因为他们所指称的“夷之长技”,仅仅是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再加上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之类。 第二阶段,洋务运动期间(19世纪60——90年代),儒学调适的进程明显加快,对西方的认识已经实现了由“夷”到“洋”或“西”的突破。不论儒家顽固派,还是开明派,都不得不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去观察和理解“西方”、”洋人”和“西学”了。顽固派在不断地、甚至急剧地发生分化,同样洋务派也在不断地分化着。顽固派蜕变为洋务派,而洋务派又向维新派蜕变,维新派甚至在向革命派蜕变。正视西学,实现西化,在不同的层次上化为他们的政治行动。日趋主流的洋务派在与西方正式交涉,引进西方技术,开办现代工业,创办新式学堂,编练新式军队,派遣留学生,翻译西方书报等各个方面,都开始了现代化进程,除政治方面触动不大以外,其它方面的变革是深刻的。相对于中国这样的东亚文化内核型大国而言,转型的难度是极其大的[2],洋务派的贡献不可埋没。虽然洋务派抱着“中体西用”的态度来实行儒学的调适的,但这种调适的实际效果确是社会的深刻变化,为维新派和革命派的登台,准备了极好的条件。 第三阶段,从维新运动到五四运动(19世纪90年代——20世纪初),儒学的调适出现转型,开始了以“西学”诠释“中学”的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刘师培、孙诒让、章太炎、甚至孙中山等,都在试图用“西学”来重释“儒学”,国人往往称其为“比附”,严格说来,“比附”说是不确切的。“诠释”说更为可取。他们的“诠释”趣旨在于以民族主义为底蕴去吸纳西学,或者说,他们是把异己的“西学”置于可认同的“中学”范畴,以减轻“中学”对“西学”的“排异反应”。这时中国还没有经过五四洗礼,各种西学思潮涌入中国,纷繁迭出,国粹文化处于显要地位,无政府主义业已冒头,马克思主义也开始播入中国。各种西学思潮纷陈己见,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对“中学”的诠释,以西学诠释推动的“国粹重光”、“古学复兴”运动,被国粹派宣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二)早期调适的特点 早期调适的特点大体说来有:第一,对西学的认识既不全面、深刻,也不冷静、客观,尚未认同西学,对西学有严重的排斥和排异。第二,儒学的现代化过程就是儒学与西学的调适过程,调适的进程是越来越呈现加速的趋势。第三,儒学与西学的调适过程是一个不断地由儒学外缘向其内核深入的过程,第四,“中体西用”是儒学调适的基本方式、基本指针和基本纲领。 二、“现代化共识”的形成与儒家的调适 (一)“现代化共识”的初步形成与儒家的调适 儒学的“现代化共识”初步形成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前后对儒学的大破坏、大解构,促使知识分子激情高昂地宣传西学,主体是“民主”与“科学”,社会主义(后来是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大主要思潮,自由主义此时还是主流。陈独秀和胡适是其中的旗手。虽然“现代化”作为一个新词还要到三十年代使用,但儒学的“现代化共识”(我们指称的“现代化共识”是指儒学已经放弃了对西化和西学的全盘反抗,对西学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亲和和认同,决定在中国本位的基础上去吸纳西学,承认西方的优点和长处,但要求西学适应中国的特殊国情,这就相当于提出了要“现代化”但不要“西方化”的思想)已经基本形成。(不过,在三十年代,系统的、有影响的现代化理论尚未形成,“现代化”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梁漱溟的儒家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影响有限,而且实际针对的乡村改造,不是一个全面的现代化理论)原因是,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