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与改革者的情怀论佛教文化对清末维新派、革命派思想与创作的影响..docVIP

佛教文化与改革者的情怀论佛教文化对清末维新派、革命派思想与创作的影响. 中国自近代以降，始终贯穿了一条文明与愚昧、先进与保守、科学与迷信……质言之，便是改革与守旧的激烈斗争。活跃于晚清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维新派革命派都曾在这场斗争中展试身手，他们在理论上呼唤倡导改革，在实践上勇敢地投身于社会改革事业，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诚然，他们是带着严重的历史局限性登上舞台的，而且其后又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和转化，但肯定他们在一定历史阶段内以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推动社会发展的先进作用，这一点当是没有异议的。 有意思的是，他们在从事自己所选择的改革事业时，如同他们的前辈龚自珍、魏源等一样，毫无例外地都同佛教文化保持了密切关系。如梁启超所说：“丙申、丁酉间……当时我辈方沈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所谓经典者，盖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是不是表明在佛教文化同改革者的思想和创作中间存在着什么联系呢？假如是，又是一种什么性质、什么程度的联系呢？正是这一费解的现象，引起了本文作者的浓厚兴趣。 nbsp;nbsp;nbsp; 一 对待佛教文化的独特视角 nbsp; 在清末维新派、革命派那里，他们的文化系统同他们的思想系统是完全统一的。他们把自己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要求写进了奏疏、政论、答辩；在这同时，他们又把产生这种观点、要求的思想基础和情感基础写进了诗、词、散文、书简。透过文学作品，可以相当清楚地窥视到当年这班改革者复杂而微妙的心态。而在他们所遗留下的全部作品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反映出佛教思想对他们的深刻影响。 从表层看，这种影响下的文学创作至少表现出两方面的特征。 首先，他们在吸收佛学精华建筑自己的思想体系时，采取了极富创造精神的灵活姿态。他们既不把学习对象看作一成不变的僵死的东西，也鄙弃那种冬烘先生似的学究气。他们所构筑的佛学世界，具有更为博大、更富有生机的特色，能把各种旧学新知融合贯通而浑然构成一体。有如谭嗣同所说：佛教可以“极地球上所有群教群经诸子百家，虚如名理，实如格致……无不异量而兼容，殊条而共贯”（谭嗣同《仁学》）。 这种治学上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态度，反映了他们不拘一格、透彻领会时代运会的禀赋，正是一切时代先进分子所共有的特征。 正是由于这样的思想特征，他们创作的那些富有佛教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也表现出勃勃生机。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如王维、白居易、苏轼等，佛与禅仅是他们悲叹人生无常、寄托个人感慨的载体：“回头自笑风波地，闭眼聊观梦幻身”（《东坡集》卷十）、“愿君勿笑反自观，梦幻去来殊未已。”（《东坡集》卷十一）在改革家那里，佛教文化成为他们健全个人心智、从事思想启蒙的有效武器。谭嗣同在其赠给梁启超的一首诗里说：“虚空以太显诸仁，络定间浮脑气筋。何者众生非佛性，但牵一发动全身。机铨地轴言微纬，吸力星林主有神。帝子梯西无著处，智悲香海返吾真。”（《谭嗣同全集》卷四）在这里，谭嗣同对佛学佛理作出了全新的理解与解释，他应用佛教经义融汇新科学文明，从中看出了古代哲学与新文明之间的相通相承之处，最后又归结纳入到对当前社会的思考，表现出献身于改革事业的一腔热忱。 在康有为的诗歌里，佛教文化同样表现为一种积极因素，基本上是促进了而不是抑制了诗人的社会改革思想。光绪十五年，北京的祈年殿被雷电击中焚毁，时人迷信，以为是上天示警，纷纷要求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帝。康有为以诗记此事： 古佛无灵，僮仆无声，先生独坐，长夜五更。转大地于寸窍，噫万籁于碎琼。沧海飞波黑山横，帝坐炯炯接长庚。鼻孔喷火灭日星，羲娥辔走为之停。囚蹙百怪踏万灵，天龙血战鬼神惊。神鼠蹴倒双玉瓶，金轮忽放大光明，万千世界莲花生，先生开眼但见秋虫唧唧佛殿灯焰青！ 在众心惶惶之中，康有为却为之精神振奋，暗暗感到高兴。在他看来，火灾恰是运会转变的前兆，预示着帝党将要得势，改革事业会出现新的机遇。他借用佛家典故表现了自己的这种心情。所谓“金轮”，乃佛教之宝，据《俱含论十二》：“东方忽有金轮宝现，其轮千幅……舒净光明”。“莲花生”一语，据佛教说在宝莲华中包藏着无数微尘般的世界，亦即西方极乐世界。此诗把祈年殿火灾看作是佛眼忽开，顿时大现光明，暗喻时来运转，改革事业定将呈现出不可遏制的蓬勃生机。显而易见，佛教文化是以一种被肯定的文学意象出现的。 其次，学佛治佛还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丰富、发展了他们的心灵世界。 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他们都异常忠诚于自己的政治抉择，对事业表现出无比执着的热忱。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章太炎等，都曾经为了政治事业倍受迫害。或者颠沛流离，九死一生；或者身陷囹圄，饱受牢狱之苦；有的更为社会改革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但在